彭真谈“严打”，理想和现实结果的距离
本帖最后由 UAE 于 2014-3-16 00:07 编辑理想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１０年内乱的破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峻。那时的治安状况和现在不大一样。由于“文革”期间，到处打、砸、抢，流氓团伙众多，打架、动刀子、抢劫、强奸、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经过不断整顿之后，到１９７９年效果仍然不明显。
１９７９年的９月９日下午７时多，上海杨浦区控江路发生一起恶性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氓团伙把一位妇女的衣服剥光，肆意侮辱，引来数千群众围观，严重阻塞交通。杨浦分局出动了８０名民警、治安队员冲进去抓了５名现行犯罪分子，才基本控制了局势。市局又调了２００名民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到半夜１２时才恢复了正常秩序。
当时，主管政法的彭真经常讲，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１９８０年１月彭真来上海，２３日上午上海公、检、法负责同志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治安问题，当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鉴同志也参加了汇报。彭真同志听完汇报后讲了一番话，令与会人员受益不浅。他说：“安定团结和‘四化’不可分。公、检、法抓治安，抓安定团结，就是抓‘四化’。不抓治安工作，怎么搞好生产？搞‘四化’，不抓安定团结不成。
“公、检、法是什么机关？专政机关。要保护好人，打击坏人。反革命是坏人，现行刑事犯也是坏人。劳教的，不说是坏人，是做了坏事。公、检、法要使好人喜欢，坏人害怕。做到这一点，可以打５分。这是指导思想，认识一致了，就好办。 “形势决定任务、方针和政策。上海控江路事件就是形势，它告诉我们什么？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慢慢腾腾不行。整顿治安，一个惩办，一个教育。惩办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因为“文革”混淆了两类矛盾，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错案，不少人对“严打”有顾虑。针对这一问题，彭真同志说：“量刑幅度和形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刑法对量刑规定那么大的幅度？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的判处，都是从几年到死刑。一是各种犯罪的情节千差万别；二是由形势决定的。如果社会秩序好，一年才发生少数案件，那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治安情况不好，大量发生刑事案件，而且情节严重那就要从重。这是形势决定的，形势不是主观意志。犯罪的情节、形势都是客观的。当然判轻判重都要依法行事，不能违法。”
他进一步指出：“下一步怎么搞？继续严厉打击现行犯。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不打击，怎么搞‘四化’？劳改、劳教释放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处理。
“要挖‘团伙’的头头和教唆犯，对头头要依法判重一点。团伙其他人除凶杀、强奸等和屡教不改的以外，在劳动中改造。青少年着重在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送工读学校。”
这是彭真第一次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１９８０年２月，彭真去广州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又讲了这个问题。１９８１年５月彭真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５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由于这个方针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各方征求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还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在全国整顿社会治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直到现在还在执行这一方针。
当时有的同志对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也不够理解，虽然在贯彻这个方针中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声势和威慑力都不够大，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情况。
１９８３年７月，小平和彭真谈话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打击刑事犯罪，要３年为期，３年内组织几个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惩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
７月，中央政法委召开政法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惩刑事犯罪分子”（简称严打）的指示，决定“以３年为期，组织３次战役”。在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真是剑拔弩张，有的同志没等会议结束就回去作了部署，因而会后很快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行动。到１１月前后打了第一次战役，仅上海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八千多人，给犯罪分子以极大的震慑，在较短的时间内，社会治安大大好转。
１９８３年冬，彭真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找公、检、法一把手座谈。会后，他找到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说：“现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已经开展了，我想加个‘准’字。你看怎么样？”当时，各地大规模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彭真同志担心大家头脑发热，出现违反政策抓错人的现象，王鉴当即答复说：“很有必要，现在这个时期，需要加个‘准’字。”准就是准确，在强调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重视打击的准确性。以后彭真同志到南京视察，曾再次征求加个“准”字的问题。
１９８４年１月，彭真与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正式指出，打击刑事犯罪要特别强调“准”字。当时我们感到，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彭真同志特别强调要“依法从重从快”；当打击刑事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之后，为了掌握政策，他采取谨慎的方针，强调一个“准”字。这充分反映出彭真同志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知道在大规模的工作中怎样掌握火候，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回顾过去，彭真同志为打击刑事犯罪提出的方针，完全是从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的确是打击刑事犯罪的锐利武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民主与法制》2001.11.06
现实
亲爱的网友，想过没有？假如你生活在83年严打, 可能你已经被枪毙多少回了，看看下面的案例：
案例1:
在1983年“严打”中，西安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
我们可以将王姓女子的命运与时下网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较一下。木子美不仅放纵性行为，而且在网上公开记载**体验的日记名曰《遗情书》。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著名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在听说木子美其人其事后，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木子美性滥交而走红一时，名利双收。但王姓女子却为此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种悲哀!
在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成这样,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还可能枪毙。（图片）
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案例2: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吗？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还真的被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共安全专家给家属赔偿了200来钱了事。
案例3: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赁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案例4:
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未遂". 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 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案例5:
83年，还是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 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啊，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案例6: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百分之五，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百分之一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已经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二年徒刑。还有一个**犯，很常见的**手法，被游街后枪毙了。
案例7:
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还有一个公共电汽车上的小偷，被便衣抓捕时拒捕，掰伤了警察的手指。上述两人均被枪毙。
案例8:
听说那时晚上12点(新疆,12点相当与北京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
案例9: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pol.ice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所以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pol.ice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pol.ice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好像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案例10: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按图索骥将摩托车开走（一部本田125CC男庄、一部本田125CC踏板式）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公共安全专家机关委托评估部门将赃物价值提高至30000元以上，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案例11:
那一年，我一个邻居的女儿17岁,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家中无人照顾,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由于他们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居委会老妇女的眼睛。83年那场“严打”一来，立刻被逮捕、游街，（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片警”之前并未对其批评、教育过），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共安全专家破了大案，立了大功。报道中的“破获犯罪团伙多少个”这就是其中之一。游街的时候，女孩子茫然的看着远方，她肯定不知道：“公共安全专家”能超额完成“严打”指标，有她一分功劳。 又是一篇秀肤浅下限的文章！
时空变换了，人的意识以及大的社会环境都变换了，但却总是有人隔空来比较，岂不闲的蛋疼？难道笔者是00后杀马特？
就说你那案例9，拿利器都刺伤警察，算不算袭警？在这边可不可以当场直接击毙？！
就算是列举了上述极端例子，但相对于其它绝大部分的案例，是不是有效的震慑了犯罪？治安有无好转？你随便找个当时已成年的心智正常的人问问，他们对“严打”是否支持？！: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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