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雾霾警告——过去三十年发展模式彻底失败
雾霾综述：权贵资本裹挟中国向何处去？【雾霾最新报告】
全国58个城市PM2.5“爆表”，北京昨日最高达583
环保部公布截至25日，中国灰霾面积达108万平方公里，其中空气污染较重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范围较前日有所扩大。全国58个城市PM2.5(细颗粒物)“爆表”，达重度及严重污染。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有58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每立方米150微克，达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23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每立方米250微克，达严重污染。当日，北京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33微克，污染浓度比24日明显升高至严重污染。
雾霾在京城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上午10时，城六区PM2.5的浓度达到了387微克/立方米，比前天上升不少。西北部地区达到356微克/立方米;东北部地区达到了350微克/立方米;东南部地区达到了391微克/立方米;西南部最高，达400微克/立方米。全市仍维持重度至严重污染水平。到了下午，本市仍在维持静风逆温的不利气象条件，市区PM2.5浓度从260上升到360微克/立方米左右。晚9点，城区西南部PM2.5浓度达到583微克/立方米。
减产打幌子 减排做手脚 无法撼动的高污染企业利益格局
为应对这次重污染天气，环保部在将黄色预警升级至橙色预警的同时，已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方案》，同时部署启动了专项督查行动，被督查城市包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邢台、邯郸、太原、包头、德州和郑州，共有12个城市。
这次督查前后将近一周时间，结果却令人忧虑，大量工业企业违规排放、本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仍然在堂而皇之地进行生产……
“产业结构调整是雾霾治理的根本所在，但是目前的利益格局根本无法撼动这些高污染企业。”一位专家不无担忧地说。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比现在还要更加严重，现在环保问题不仅仅是一些小企业，黑工厂，一些当地的大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企业和政府在博弈，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在博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人士对记者说，数据监测失真，烟囱里冒着黑烟，当地政府真的不知道?实际上很多时候，政府为了经济考虑，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成了保护伞，而这里面地方环保部门也存在很多权力寻租问题，企业只要“伺候”环保部门人员，往往总能网开一面。
“一来就停，一走就干”。记者了解到，去年11月曾因为超标排放被勒令停业整改的霸州市鑫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督察组回访时仍在进行生产。霸州市人民政府则称，因市场问题2013年之前该企业曾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但经过多次整改排污一直不达标，由于企业产能落后，已经被列入淘汰产业计划。
“我国GDP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实际上雾霾的根源，就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污染物总量已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沿袭着一条重化工业、大投资、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之路。而这也是一条高能耗的重污染之路，这是造成环境灾难的直接经济原因。
【旧闻如新，一年来改变多少？】
我国四分之一国土现雾霾 近半数国人受影响，北方人寿命比南方人少5.5年
2013年初以来，中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据统计，受影响雾霾区域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
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8日报道称，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北方普遍使用煤炭取暖导致空气污染，对人体心肺功能造成破坏性影响，居住在淮河以北的5亿中国人将总共丧失25亿年的预期寿命，即中国北方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比南方人少5.5年。
上海社科院：北京污染接近不适合人类居住程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指出，生态指标分为宜居指数、环境指数和污染指数三项，报告称“北京的宜居指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属于不宜居城市;环境指数约为平均水平的一半，说明环境远未达标;污染极其严重，大大低于平均标准，甚至已经达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
北上广居民呼吸系统异常率上升 PM2.5是元凶
北京市健康保健协会介绍，一份覆盖全国20个城市、68万人的体检调查结果显示，对比3年前，北京、上海、广州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体检异常率上升明显，主要是由于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污染导致，43%的城市居民表示曾出现心悸、疲劳、晕眩、呼吸困难等心血管系统异常症状。
【雾霾大家谈】
贾根良：不抛弃自由贸易，雾霾无法根治
北京、河北乃至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累年不去的雾霾是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从价值链低端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恶果，雾霾所造成的损失和治理雾霾花费的成本将大大超过出口贸易的收益，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对居民身心健康严重的损害，不改变目前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雾霾的。
而要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抛弃自由贸易作为国策的基础，保护民族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但可悲的是，创建上海自贸区和企图加入TPP仍在沿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旧模式一条道走到黑，将来不仅北京、河北乃至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而且西部地区居民也将深受其害。
向松祚：相当部分的GDP不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而是毁灭
官方统计的GDP规模，有相当部分不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反而是财富的毁灭。譬如我国淮河流域曾建有1500多个小造纸厂，表面上每年似乎给当地带来了GDP增长。然而，造纸厂所导致的严重污染，让1.2亿人喝不上干净水。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害却没有从GDP里扣除。如果要恢复淮河之前的清洁美丽面貌，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是那些造纸厂所创造的GDP的数百倍乃至数万倍!
再譬如曾经风光无限，如今濒临死亡的光伏产业。前几年光伏企业为了大肆扩张，数以十万亩的优良土地被卖给或奉送给光伏企业。这些土地出让收入和光伏企业产值确实形成了当年的GDP。然而，土地一旦被工业废水废气污染和毒化，就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状态或转作它用。之前被计入GDP数字的土地收入和企业产值，相当部分并不构成真实财富，反而是社会财富的毁灭。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电子、重化工在内的许多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那些过剩的产能，当年也计入了GDP数字里面，事实上却是财富的毁灭。过剩产能所消耗的资源、能源、环境、智慧和劳力，皆付之东流。
张玉林：利益集团眼里，环保始终必须为“发展”让步
在利益分化的社会中，不同利害群体的选择和判断出现对立，从“发展”中获益更多者倾向于强调成就的辉煌，主张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以此来抵消那些深度受害者的呼声。当然，出于总体稳定的需要，主政者提出了前瞻性的、同时也具有抚慰效用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但是在诸多社会矛盾井喷的状况下，“环境议程”只在“自来水发臭”之类的紧急状态时才显得重要，始终不变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因此从整体而言，危机意识仍然是浅层次的，共识也只是初步的：没有人会反对“环保”的重要性，但如果这意味着太多的牺牲——牺牲增长、税收、利润和个人享受——，它就必须退让。
自身对于“发展”的痴迷和消费主义的沉溺并缺少基本的自觉，这不仅降低了关注问题的程度和对问题的敏感性，也使许多人成了“代价论”的拥护者甚至倡导者，以及消费主义的领跑者。换句话说，当“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普遍成为“发展”的附庸和“消费”的主力，社会的“神经”所应有的痛感或应激能力自然就会弱化，直至坏死。进而，被生产和传播的“知识”就不仅可能属于鸡零狗碎，也很有可能有毒有害。
张庭宾：雾霾警告——过去三十年发展模式彻底失败
在如此超级严重的雾霾之中，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见天日，目光所及都在证明：过去30年中国疯狂的发展模式已经彻底失败。
过去30年来，在“发展是硬道理”、“唯GDP论英雄”、“以开放促改革”、“有水快流”、“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等思想指导下，中国掀起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城市化运动，一场快速变现天赋资源和国人生命健康的换美元运动，在权贵和外资既得利益的推动下，如今已近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最为疯狂和奇特的经济模式。
为了GDP，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等造成中国人无法呼吸之毒。
中国竭尽资源和环境为全世界生产，已经毁掉了中华文明的自然遗产。
中国疯狂的造城运动和楼市泡沫已经彻底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然和人文生态。
张宏良：雾霾的原因弄不清楚吗？谁来负责？
是笼罩中国大地的雾霾十分复杂，弄不清楚原因吗?不是!可以说，造成雾霾的原因，比雾霾存在这个事实本身，还要更加清清楚楚。只要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有基本良知的人，就知道中国雾霾形成的原因。这就是全世界跨国公司一起涌入中国进行掠夺性开发，持续30多年向中国转移污染产业和污染企业造成的。
雾霾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灾难，而不像地震那样是自然灾害。可就是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人为灾难，竟然无一人负责，甚至连三七开的责任都无人担负。而毛泽东时代那些纯粹的自然灾害，他们都拿来作为对毛泽东三七开的依据。请问古今中外古往今来，还有比这更加悖逆天理人伦，还有比这更加草菅人命的吗?
李安：限制资本破坏环境，政府需要有所为
现代社会中，环境污染根在资本。人们看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美丽乡村和城市，却忘记了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渗透中国之前，中国也有美丽的乡村和城市。今日，在资本力量没有渗透到的地方，依然有秀美的环境。而在西方国家把污染产业转移到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之前，发达国家的城市也饱受雾霾和污水的困扰。
限制资本破坏环境，政府需要有所为，广大民众更要有所为，可以拿起手中的舆论、知识和法律武器，借助政府和非政府渠道，对资本权力加以限制，把资本放入制度的牢笼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