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共产党人的食言使我没能看到中国的民主
拼音使汉语走向世界——周有光访谈录《明镜》周刊记者：Bernhard Zand
老人居住的那条胡同名叫 Houguaibang （后拐棒胡同）。路名牌上写着这个古怪的路名，北京的市区图上也这么标示着，谷狗的世界地图上也这么标示着。假如没有拼音，中文以外的那个世界，谁能对得上这个路名？
也就是这位老人，让中文通过拼音走向了世界。
周有光已经108岁了，听力不太好。他在北京家中起居室的一张书桌边坐着。79岁的儿子周晓平，端过一杯茶，放在老人手边。老人把茶推到一边。
“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想做的是三件事，”老人回忆着说。“其一是汉语自身的规范化，以便不同省份的中国人自己能相互明白。其二是对古老的繁体汉字进行简化。其三则是为汉字建立一个规范性的拉丁化字母表。当时把我叫来，就是为完成这三项任务。”
为什么毛泽东和其他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们会选中周有光，而不是选中其他的语言学家们，来做这项文字改革工作，老人其实一直到今天也没太明白。老人当时曾一再推辞，认为自己并非行家。
“但他们却说，我们都不是行家。”
就这样，周有光开始着手进行汉字的文字改革作。就这样，周有光开始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着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就这样，周有光最终让汉语为其他文化圈的人们打开了大门，从而变成了世界性的语言。
在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周已经50岁了。但是和毛泽东这位井底之蛙可不一样，周在那之前早已周游过整个世界。1906年，中国皇权时代的末期，周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中。他曾在上海和日本学习过经济学和语言学，四十年代就已经是一位银行家。1946年，他远赴纽约，在 Xinhua 银行中任职。
在1949年那个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不久，他回到中国。
“那时，我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样，是赞同共产党人的，”老人回忆说，“毕竟，共产党人曾许诺过我们，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呆在一边的儿子，再一次递了一杯热茶给父亲。老人再一次将茶推到一边。
在上海当经济学教授的时候，周有光写了一本书，推介拼音文字在语言进化过程中的优势。毛听说了这本书。让他的秘书到上海去寻找。那个年代，百分之八十的中国百姓不会拼写自己的母语。毛对所有能简化汉语的想法都怀有强烈的兴趣。
数百年以来，汉语繁复的书写方式、它的抑扬顿挫的四音语音系统、它的一字多义和一音多义的约定成俗，曾让世世代代的文人学子们伤透了脑筋。汉语的四百多个不同音节，有为数甚多的音节，竟拥有十多个不同含义。
究竟应该使用哪一套字母来规范汉语的书写和语音呢？
五十年代，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老大哥使用的那套西里尔字母。但周却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美利坚的“海归”。他严辞拒绝了任何汉语西里尔化的尝试，一心呼吁使用拉丁字母，以便最终能让汉语走向西方的世界。
“您真的不想先喝一口热茶吗？”儿子询问着父亲。老人却不太耐烦了。
“那时，我一度需要回复海内外四千封教授们的来信。我需要思索，如何能让他们信服，汉字的拉丁化是可行的，”老人回忆说。到了1958年，汉语的这个拉丁化系统终于大功告成了。取名叫“拼音”，顾名思义，也就是把不同的音给拼起来。议会（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拼音。数十年后的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ON）接纳了拼音。这之后，每一个汉字，在西方的语言系统中，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规范化的书写和发音。和阿拉伯语、和俄语不一样，汉语的拼音被西方语言界广泛性地接受了。不光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接受了拼音，就是在语言问题上最傲慢、最刁钻古怪的法国人，最后也接受了。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周有光的拼音，极深极深地影响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数十年来，孩子们终于可以先学这套简易的拼音字母，然后再学写复杂的汉字。“已经有十亿中国人在拼音的伴随下成长，”老人说。现在，不会拼写自己的母语的中国人，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
特别是迈入了电脑和手机时代，汉语的拉丁化就更是须臾不可离。只要你在键盘上打出拼音，便会有汉字出现，任你选择。 “我爸爸自己在电脑上也是使用拼音书写汉字。用大一点的iPad 更好，因为他的眼神很弱了。” 儿子在一边补充说。
国家并没有给这位老人什么荣誉，甚至对老人还怀有几分警觉。很显然，这和老人的政治观点有关。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共产党人的食言使我没能看到中国的民主。”
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老人也曾被强制性地送往乡下劳动。
老人赞扬改革之后的进步，但却深知，现在的中国还远远不是人民盼望的那个中国。“错误是改革前的那些年执政者犯下的。我已经很老了，老到了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真话的年龄。罪恶的种子，就是毛播下的。”老人说。
呆在一边的儿子，第四次把一杯热茶递到老人面前。老人却第四次固执地推开茶。他终于没喝那杯茶。
来源：德国《明镜》周刊2014年第6期，2014年2月3日出版，第96页。翻译：汪晶晶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