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司马璐：我所认识的毛泽东1942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略）
我于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听到他的演讲，那年我18岁，我简直形容不出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兴的事是听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讲。我相信多数共产党人的演说一流。我所听过的中共领导人演讲，有的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来属于政客型，用词圆滑，说话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朱德外形老实，婆婆妈妈，说话很受大兵的欢迎；张国焘书卷气很重，像个大学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讲话受欢迎的程度吃亏；刘少奇和陈云的讲话，党八股多，但陈云讲话较受欢迎；王明的讲话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力，听多了又觉得总是那一套。平心而论，我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最为深刻。
我曾经爱过毛泽东
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我最喜欢听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当时看来很清痩黝黑，有烟容和病容，后来中共所发表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意气飞扬，容光焕发的毛泽东照片，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我也是个粗人，年轻的时代也爱听粗话，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认为毛泽东是个绝对的好人，也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绝对的坏人。
毛泽东是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特殊背景产生的怪物。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巨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这个“巨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中共关于毛泽东的资料仍属于禁区，他的功过是非很难有真正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许多“毛学家”等，他们所写的毛泽东各有独见，他们与毛的关系亲的程度可能超过我，而我与毛初见的时间也可能早过他们，所以我们对毛的理解不尽相同。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在江西苏区时代，曾经批评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偏偏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上有秦楚称霸，而毛泽东正是出身于楚（湖南）成熟于秦（西北）；陕北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流寇张献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张延安人，李米脂人，他们在17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经震动整个中国。张献忠首创以走制敌，拖垮敌人的游击战术；李自成屡败屡起，以“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煽动口号，发展为百万大军。两人都建立过政权，张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称帝两年左右，最后战败而死。延安时代，毛确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民造反的时代，中国恰好输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性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中国被压迫的贫苦大众来说，是一种煽动群众的造反武器，英国一位女探险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并不以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聪明，但在战略上，他是灵巧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没有对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读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资治通鉴”……从而敏锐地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人民心态，政治谋略，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麦克·哈特的《影向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中国政治人物被排进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泽东三人。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隋文帝皆有惊人相似之处。中国这块土地，中国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创造了这个毛泽东；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从中国的山沟中发展的，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利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秀才，把马克思搬进了中国的山沟，一变而为“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实用主义”一向被共产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哲学思想，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又正是把资本主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毛泽东常说“有的放矢”，“矢”是斗争的武器，“的”是斗争的对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实用主义作斗争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我在延安听过的毛泽东讲话中，有一次他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这些话从一位共产党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确听他亲自如此说过。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毛泽东另一段讲话是“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延安枣园训练班对党内的干部讲的。
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我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杀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红四军批毛撤了毛的职，毛泽东大病一场，当时共产国际传说毛泽东已死，还为他发了讣文。1930年毛领导以反AB团为名，大杀反对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泽东的神权
文学世界的毛泽东，他把中国的历史小说，笔记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全都当做了兵书。他特别喜欢《红楼梦》，因为他兼具《红楼梦》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决断像王熙凤，他的伪善象薛宝钗，他有时又惹人怜爱得像林黛玉。毛泽东还熟读《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百宝全书。毛说他一共读了十七遍。
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一派，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浪漫主义的作品，有可爱之处，但是，毛泽东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时到达荒诞的境界。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本身颇于知识分子，自幼就争取做一个知识分子，他当过兵，他当兵时自认为是读书人，不应挑水，宁可花钱买水，他非常重视自己“读书人”的优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乡人，住湘乡会馆，就读为湘乡子弟设的学校，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气，后来在学校中又受了很多责罚。使他逐渐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产生了双重标准。他一方面相信作个知识份子可以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觉得读书愈多的人愈能作伪。因此，他也怀疑，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敌视知识分子，甚至污辱与凌虐知识分子，骂知识份子为臭老九，都可能与他年轻时的自卑有关。
毛泽东对中国儒家采取鄙视态度，他也是一个最会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国“中国通”费正清，还一度把毛泽东称为“儒家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儒家，像对于女人的态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样，不属于爱情，而属于实用主义的。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
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也重视宗教的利用，对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用到一些“天无绝人之路”“救命菩萨”一些话，可见他的心灵中仍然另有一个神权的世界。达赖喇嘛回忆他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佛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宗教，释加牟尼虽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却终生致力于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改善。”毛又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位慈悲的女性”。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对达赖说：“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于一身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人鬼神集中于一身的怪物，客观地评论毛泽东这个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于中共过去的宣传太过于把毛泽东神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为人与性格，随处表现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复杂性和神秘性，也的确不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戏剧化的场面，集神道和魔道于一身，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毛泽东喜欢附庸风雅地和人谈“楚词”。屈原是战国时的楚国诗人，他的投汨罗江自杀是一段神话，他写的“九歌”是一篇充满鬼气的作品。有人说毛泽东爱“九歌”是因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过一个传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同看京剧。当剧中人曹操说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刘对毛说：“你看，曹操多奸？”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这话就不会讲了！”这个传说，其实是从中国民间古老的传说中套来的。但是，却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一般的，纯朴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毛泽东这段话，更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样的狂热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善于以蛮压众，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蛮无人敢抗。中共六届六中，辩论国共统一战线，毛骂王明是婊子；庐山会议时，毛骂彭德怀我操你娘。抗战期间，林彪指挥平型关作战，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都被毛泽东骂过，毛说：“你们这么早为蒋介石卖命干什么？”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有一个消灭国民党政权的长远战略目标。国共和谈时，毛泽东集中精力着重军事，运筹帷幄，分秒必争。
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
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
他没有一个同志
毛泽东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中共与苏共关系中，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合作。他们绝不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关系。毛斯之间的长期的暗斗，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泽东要清除中共的亲苏派，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双方打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只是因为它是斗争的武器而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这个人，“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整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业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择手段，运用权术，对人的贬褒，全凭他的政治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文革中毛语和毛语打架，牵线的都是他自己。
本帖最后由 爱国侨胞 于 2014-1-3 22:25 编辑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文革期间紧跟毛泽东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都是早年紧跟过张国焘的干部。因为这些张国焘的旧部久经党内反复的斗争偷生不易，对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经完全麻木，彻底的成了绝对驯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亲信所剩无几了。
晚年毛泽东不相信他身边任何一个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青少年时屡受歧视，他在江西苏区屡受打击，长征和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地位仍然不断受到挑战，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生命中决定性的一役。
毛泽东的幽灵
我在延安时所见和我后来所理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在我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而在毛泽东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笔者相信，一个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条件，一个人最后的失败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帮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提法与解释。今天我们阅读有关毛泽东复杂的资料，了解毛泽东其人，和他对现代中国的影向，的确是要非常非常冷静的。
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记起托洛茨基生前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的话，他说：“不是斯大林制造了这个制度，而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对斯大林个人绝不怨恨。”上述这段托洛茨基的话，我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司马璐简介
司马璐，原名马义，曾名马元福，江苏海安人。中国共产党史专家。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从事自由、民主活动。曾在重庆办《自由东方》、《人民周报》，组织中国人民党。1949年定居香港，出版《展望》杂志。1983年移居美国，主持《探索》杂志。一直以来与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有较多交往，并且强调中共官方党史中，丑化张国焘，每多违反事实真相。
司马璐先生一生着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出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司马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主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暨文献精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他还对若干中共领导人物，如瞿秋白、张国焘等作过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本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按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写个人经历，第二篇写中共第一代人物，第三篇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最后是结尾，作者表达他最后的愿望，学习蔡元培，不断学习，不断创造，敢于挑战旧教条，迎接一切新思想，不断进步。
司马璐先生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说：“我这一生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可能是见过当代中国政治人物最多的人。”共产党人中我见过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博古、刘少奇、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彪、陈云、邓小平、江青、康生、高岗、潘汉年、王稼祥、柯庆施、董必武等。民主党派中见过章伯钧、罗隆基、张澜、沈钧儒、张申府、张君劢、梁漱溟等。国民党人中见过蒋介石、蒋经国、陈诚，还结识过徐复观、雷震。中共党内的几个著名的知识份子，王实味、邓拓、田家英，都是司马璐在延安时期的好朋友（顺便一提，司马璐和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也相当熟悉，他把江上青和自己的关系称作“亦师亦友”）。事实上，司马璐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历史，他非同寻常的经验与阅历，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眼光，还有他的高寿以及一位饱经沧桑者宠辱不惊的晚年心境，使得他这本回忆录具有独特的、他人不可替代的并且多方面的宝贵价值。 毛泽东跟斯大林差不多，都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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