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的问题上欺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本帖最后由 祖宗 于 2013-12-29 12:50 编辑【转者按】：随着党史资料的一步步公开，各路信息汇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刘少奇、邓小平在主持一线工作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确实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公开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
[转载]党史资料，高喊改革开放的人原来就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这些人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
这些高喊改革开放的人确确实实就是文革中被人民打倒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他们否定文革完全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他们否定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颠倒是非妄想美化自己！他们完全是社会主义骗子，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复辟狂，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毫不掩饰地公开搞私有制，丧心病狂地侵吞瓜分国有和老百姓的集体资产！他们已经篡党夺权企图世袭，像三座大山永远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想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你不信？请看党史资料，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刘少奇又是如何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搞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又是怎样利用文革的形式来仿照苏共中央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全会罢免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又是怎样揪斗朱德等人、毛泽东又是如何逃避被揪斗的
背景：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后，时任国家主席是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邓小平，他俩主管和主持国家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国家一线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国防部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兼任中宣部长、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毛泽东在1962年已辞国家主席退居二线。
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一九六五年年初，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授意下，拉帮结派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领导了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演艺界，垄断了当时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媒体舆论工具与宣传工作。因为该“五人领导小组”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也没经过中央委员讨论和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其它文件和相关会议决定，所以具体成立日期党史上未有记载。
组长是当时的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是“五人领导小组”。
当时在演艺界、文化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糜烂、封建贵族没落思想泛滥，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会。在教育界是“师道尊严”、“读书做官论”声一片，学校、教师分等分级，穷苦的工农子弟没钱进不了学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公然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公然对抗党中央、反对共产党，反对公有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刮西方美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与私有制经济之风，竭力推行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思想以及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究竟…
一九六五年底，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发表，针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大讨论。这个五人小组中的人被罗瑞卿（国防部长兼公安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取代了原来的周杨、吴冷西，起草了一篇《汇报提纲》，正式名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是第一次正式将这个“五人小组”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2月12日，这个《汇报提纲》未经中共中央、中常委、毛泽东、国务院等审批和同意，就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全军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国人民下发了。这也是被外界称为的《二月提纲》。由此文化革命、文革领导小组等名称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
由于这个中共中央文件《二月提纲》的下发，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先都不知道，特别是许多中共中央中常委等高级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二月提纲》制造了党内的极大混乱，在社会上更是阴风四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开始质问毛泽东，质疑党中央。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始猖狂进攻，大肆污蔑社会主义，诽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自由化...（这些也是现在有些人专门恶意混淆、污蔑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缘由，当时国家主政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毛泽东实际上在一九六二年就退居了二线领导工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应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要求，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老人家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后来发动的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列席开会。会议讨论了彭真与文革领导小组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划归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随后党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附：《五一六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简称《二月提纲》编者注），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 ，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文件原文来源 （《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二．文化大革命中刘邓是怎样楸斗朱德的
文革中刘邓是怎样楸斗朱德等老干部的，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毛泽东拒绝参加会议），会议记录：邓小平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三．阴谋暴露
刘少奇邓小平决定仿照苏共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全会，罢免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一切职务，让私有化全面上台
了解历史，来自原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纪实（南斯拉夫当时是反华反毛的修正主义国家，他们希望刘少奇邓小平上台打倒毛泽东搞私有化）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经在1966年初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决定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以巩固自己国家主席的地位。但当时刘少奇没有十分把握在中全会内一定会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就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原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经完全是刘少奇的人了，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已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势力开始较量。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写的一篇纪实报道，原文题目是：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四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编者注：事实上不仅是北京市委，所有政府机关、包括县团级企业、学校都逐步成立了有军队表、工农兵组成的三结合“革委会”），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每天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七月十五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
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七月十七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赶了回来。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即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
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摄于毛泽东的威严，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
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
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只好亲自到杭州向毛汇报工作。毛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词，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准备回去。他只是委托刘少奇对情况相机处理。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分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真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了短平快，刘少奇派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直接派到清华大学整造反派，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 本帖最后由 祖宗 于 2013-12-29 12:57 编辑
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支持学生，将运动推向了对立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颇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权力。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将潮湿的月晕就象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那里。
八月六日，林彪直飞北京。林彪一下飞机，就将消息转达到毛泽东那里。林彪好象一尊护法神。他的到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了。毛泽东立即决定把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出来。别看只有二百三十多个字，可那是一张战书，当时谁看了都得发毛！周恩来看了大字报，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他想去毛那里摸个底。邓颖超说：
“我看那样做不好。如果主席说的是你，你又当面问，那该多难堪。”周恩来想：我就是要这样来个当面试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该虚与周旋的周旋，该当面戳破的当面戳破。暧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说：“我喜欢坦白，还是有话说到当面吧。”邓颖超说：“你要小心。”周恩来说： “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如果批评的是我，也是一种教育帮助嘛。不过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说的我。”
次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象个不经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诚惶诚恐地问：“主席，您的大字报，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个‘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当时周恩来领导制定钢生产指标。因为前一年的产量过高，影响了其他计划的执行，周就将当年的计划降低，调整一下产业结构。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当时为了免受激进派的指责，周故意将后年的指标定高些，使三年的生产坐标看起来象马鞍形。毛曾经批评周恩来的那个计划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毛很爽快地否认道：“你担心什么，那算不得一回事。”
谢天谢地，没有我的危险。周恩来放下那颗惴惴的心，小心地将喜悦藏了起来。他打开提包，向毛介绍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就匆匆告别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周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
《十六条》通过后，春藕斋开始萧条。
以上是不是有中央文件可以证明有人要揪斗毛泽东、要杀毛泽东呢？牛鬼蛇神是不是在大肆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呢？我们看看伟人毛泽东的一封信，他如何襟怀坦白坦然面对，1966年7月8日在万分危急之中给江青回了封信让我们了解历史一班。
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２〕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３〕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４〕，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５〕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６〕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７〕，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９〕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１０〕，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１１〕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１２〕，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１３〕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
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中央文史馆原文注释
〔１〕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２〕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３〕 指上海市。
〔４〕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七月十七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５〕 指杭州市。
〔６〕 指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７〕 指武汉市。
〔８〕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讲话。
〔９〕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１０〕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１１〕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１２〕 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１３〕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四．炮打司令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主持领导全国工作期间，大肆到处崇尚帝王将相的封建思想，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贪污腐败，大肆崇洋媚外，大肆崇尚资产阶级的腐朽糜烂没落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刮资本主义经济歪风，在农村大搞“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工业上大肆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哲学思想，严重摧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肆推行专家治厂、专家治国的修正主义思想，妄图排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排斥工人阶级，排斥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那么究竟还要不要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思想文化道德上，广泛地在社会上掀起了孔孟封建复辟思潮，宣扬“读书做官论”“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鼓吹个人奋斗，严重摧残了青少年的思想，把工农子弟排斥在校外，教育严重脱离了工农业生产实践，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学毕业生“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韭菜和稻麦分不清”… 让青少年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政治，无理想、无社会道德风尚的无为青年…
毛泽东看清了问题后一针见血地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地派出了工作调查组（注：也叫工作队，这与刘少奇邓小平后来专门派下来插手的工作组完全是两回事，是有绝对区别的，不是同一个主体，他们之间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关于工作组一事究竟如何--文章最后有邓小平女儿邓榕亲笔专门的揭发信。邓小平等人之所以后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是掩盖把他们自己派出的工作组发生的问题，如武斗、打砸抢、挑动群众斗群众等问题，而且故意栽赃、嫁祸于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工作队，其目的就是图谋踢开党的领导，故意掩盖自己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与本质，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混淆是非的办法把“工作队”与“工作组”混为一谈，从而把问题推给毛泽东，抹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大家必须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分清是非曲直，才能更准确、更完整地看待真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时发现和纠正、批判了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陆平为首的教学工作和教育方向，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大字报风潮兴起。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到北大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而主持中央和国家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当年6月初召开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替代原来的“调查组”领导文化大革命，企图压迫基层已经被发动起来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正义情绪，并将工作组的领导权收回中央，归刘少奇邓小平指挥。
仅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有记录的统计，当时的工作组把10211名无辜学生打成了“右派”，把2591名教师无辜打成了“反革命”，绝大部分无辜的师生被打成右派后关押，被看押者（工作组利用另外的学生和教师，亦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利用“学生斗学生，教师斗教师”）进行了无耻的鞭打和体罚，严重地摧残了师生的心灵和肉体，使当时的教育工作和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工作组的镇压行动遭到了在全国各基层单位的强烈反对，在全国人民中引发了不满情绪。
196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进行期间，退居二线领导工作的毛泽东了解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很气愤，多次指出问题无果的情况下，在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同日，毛泽东又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上述问题都作为了全会文件，发给与会者讨论。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的几万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愤怒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与书刊，并向全国发出揭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通电。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事先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央在工作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悔改，与刘少奇划清一切界线，配合党中央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并要求党中央和人民从宽处理自己（具体检讨看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中央会议上作的《我的检讨》，内容后附，这些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 附：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的检讨”（原文）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
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
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
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
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
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
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编者注：在此中央会议上，刘少奇首先作了《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公开检讨发言，刘少奇全部检讨只字不提邓小平，一个人扛了下来。而随后这邓小平的检讨发言中，非但屡次提到刘少奇，更巧妙地用了二十多个“我们”，把责任全部推诿给了刘少奇。）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又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我的自述》表示全面悔改，全文约三万言，写此材料时，邓小平已被停职，在隔离审查中，材料没有人接收，邓小平后来托人将此检查材料托人转给江青，请求江青帮忙转给毛泽东主席，他在这个检讨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过去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讨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份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过程另发），最后由于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出面干预，党中央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开除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要求他到工农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接受劳动改造再教育。
以上有关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内容是否属实，请大家看１９６７年４月邓小平女儿邓蓉对其父亲的揭发信： 附：《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榕（原文）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６月１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ＸＸ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邓榕是邓小平的女儿，该揭发信最初发表在新北大公社０２６２１支队编报，邓榕发表文章１９６７．４期，后经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it is not good，
bad 狗咬狗，好！ 《二月提纲》出笼背景
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2月4日，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感谢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们，他们才是真正的余则成。如果没有他们，我是出不了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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