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以后：那些留下来的民国教授
1刚刚看完大陆两年前出版的《民国的底气》，书里介绍了12位民国时期蜚声中外的北大、清华教授，其中有几位我从前根本没有留意过，很有收获。书中提到了北大校史展览馆里有当年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像李大钊月薪300元；胡适100，鲁迅60，而排在第五名的是刘文典，每月160元。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在北大图书馆也做过，《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刘文典何许人也，他教30天课，毛泽东要在图书馆里干20个月？
刘文典出生在1889年，安徽人，17岁时进芜湖公学念书。读书期间受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和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他到日本留学，期间应章太炎之邀，参加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工作。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在宋教仁办的《民立报》担任翻译和记者。1913年宋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刘文典手臂也中了枪弹。再次到日本后，刘给孙中山当过秘书，所以也算是民国的元老和功臣。
1916年，陈独秀到北大出任文科学长，顺便把刘文典介绍给了蔡元培。这个刘文典在北大期间把古籍校勘和注释学作为自己研究方向，1923年出版了专著《淮南鸿烈集解》，自此确立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1927年离开北大筹办安徽大学，后在那任校长一职。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正在安徽的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质问他，你校长怎么当的？刘回答，你是总司令，就管带好你的兵，学校的事情我来管。言来语去惹怒了蒋，被下令关押了起来。这个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胡适写文章《人权和约法》，质疑当今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蔡元培致电蒋介石：“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那时，手握重兵的蒋总司令在民国秀才面前真的表现得“搞独裁没有胆量”，7天后把刘文典放了出来。章太炎听说此事亦觉不平，赠刘一幅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借汉末狂士弥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节气。
1949年，胡适为刘文典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办好了他们一家三口的机票。但是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好意，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好，有骨气！就是嘛，蒋介石不怕，为什么要怕毛泽东？
其实刘文典考虑问题并不周到，他那时大概不知道“祖国”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但也包含了一种政治属性。同样是那块土地，49年前由民国政府统治，而49年后则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于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简单地从地域上来确定哪里是自己祖国，有时首先需要考虑的，还是你个人的学术思想以及价值观是否能够在那块土地上被认可、被接受。
49年之后，曾经桀骜不驯的民国教授，刘文典不得不妥协和屈从，但那并没有能够逃脱“祖国”施加给他们的压力和帽子。正因为留在祖国是他个人主动的选择，所以他必须吞下所有由之带来的后果。1958年4月19日，云南大学校刊发表社论：《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搞臭、烧透》，文章点名刘文典“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态度很恶劣”。5月2日，刘作长篇自我检查，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解脱，反而成了批判他的有力证据。6月11日，校党委决定对“刘文典必须反复批判”。在经历了那些年的改造、斗争，58年时刘教授的身心已经垮了，下一个批判会还没有来得及开，他突发脑溢血，7月14日自己先死了。
被蒋介石释放后，刘文典告诉冯友兰，他之所以敢当面顶撞蒋介石，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任意处置文化人的先例。其实民国那时还有另外一种态势：当文人遭遇强权的淫威时，他们不是只顾自保。那时的知识分子知道，当一个教授不能自由表达观点和权利时，如果他的周围鸦雀无声，接下来必将是知识分子这个集体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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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经提出“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么一个问题。他对温家宝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依我看，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问，49年后的中国大学里还有没有像民国时期那样具有自由意识/意志的教授？就算还有那样的教授，他们还能不能像在民国时那样独立、自主地给学生上课？
陈寅恪出生在1890年，比刘文典小一岁，他们曾经同事。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陈是四位导师之一。刘文典对陈寅恪的人格和学术水平非常钦佩，他常常在课堂里竖起大拇指对学生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指着自己：这是刘某人。
1948年，按照政府“抢运学人”的计划，陈寅恪随胡适同机撤退到了南京，但是最后却被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留在了大陆。
1953年，陈寅恪过去最得意的学生、北大历史系教师汪篯登门作说客，面交郭沫若、李四光的邀请信，请陈寅恪北上，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他还提出两个具体要求：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陈寅恪这些话，就是在60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在对社会历史发展作了细致深入了解后才会有的睿智和见识？当然，49年后的中国政府是绝对没有肚量听取、接受陈寅恪这样民国教授们的谏言的，不管他们公开时使用什么标语，怎样的口号。
从40年代开始，陈寅恪左右双眼分别失明，他一生后期的研究写作都是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1962年摔断右腿股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1966年7月，文革风暴刮到了岭南，大字报从陈寅恪居住的楼房外面一直贴到室外，甚至连躺在床上的陈寅恪的衣服上也被大字报盖满，一个高音喇叭也安装在陈的床头，勒令他检查交待。此外，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书籍查封，手稿没搜。1969年新年刚过，陈寅恪被责令搬出生活了16年的家，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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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陈寅恪和毛泽东的年岁相仿。事实上，民国那些著名教授很多都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出生的，比如胡适1891，赵元任1892，吴宓1894，金岳霖1895，傅斯年1896，等等。毋庸讳言，和这些文人教授相比，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其家学渊源，他个人智力都有很大的差距，读书考试不是他的强项，否则他也许就做教授了。那时，当别的年轻人20岁上下出洋留学，扎扎实实为将来做学问而打基础，他却在湖南、上海、北京来回彷徨，还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
毛没有接受过任何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但是他无师自通计谋权术；因为英文学不好而退学，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马恩著说顶礼膜拜。他不懂管理，贬低书本知识，蔑视读书人，却拿一个国家的福祉，几亿人的生灵去实践那些乌托邦理论；他虽然没有下令剥夺刘文典、陈寅恪这些民国教授做人、做学问的权利和资格，但是他的那一套思想、手法却颠覆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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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17日，在陕西泾阳一家医院里，一个跛足失明的84岁老人去世了。他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吴宓生前给他自己一生分了三个阶段、各28年。自1894出生到1921年从美国留学回来，那是他人生的求学阶段；从1921到1949年，吴宓分别在国内几所大学著述、任教，那是他事业有成的阶段；从1949到1978年去世，那是他落魄落难一生最后的28年。1921年和1949年，这两个年份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也正好是吴宓教授人生的两个转折点，十分诡异。
1921年回国后，吴宓先是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课，同时创办《学衡》杂志。《学衡》集聚了汤用彤，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民国大家，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群体，世称“学衡派”。吴宓一生最让他自豪也最为人们所铭记的功绩，可能还是1925年他负责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清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导师。吴宓去延请王国维时，进门就先三鞠躬，表示了十分的诚意，让王国维非常感动，自此结下了信任和友谊。两年后王国维投河自尽前写下遗嘱，表明要让吴宓、陈寅恪二人打理他的后事。
1942年，吴宓被国民政府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陈寅恪（历史）和汤用彤（哲学）。之后，吴宓还获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一职。1943年至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辞退岭南大学和台湾大学文学院长的职位，入蜀定居，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1952年，吴宓被迫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2月28日他的长达数千字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思想检查登载在重庆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在那份检查中，吴宓在对自己1949年以前的求学、教书、写作、办报刊以及生活行为进行了全面检讨、自我批判否定之后还谈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希望通过在昔非今是的情感转换和理性认同中，实现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重新设定，以此完成从政治认同到思想改造的过程。毋庸置疑，那是那个时期所有知识分子都不得不经历的所谓“思想革命”，只是像吴宓这些选择留在大陆的民国教授，遭遇更坏，更差罢了。
文革开始，吴宓经历了更多的厄运，因为他那些个人的历史自动地又成了文化革命的对象了。他蹲过牛棚，下过乡，参加过体力劳动。66年他已经72岁了，但还是被架上高台批斗示众，因此而跌断左腿。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表示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吴宓右目失明，左眼白内障严重，77年时个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胞妹吴须曼才得以将他领回陕西老家。吴教授老了，那最后28年给了他太强烈、太深刻的记忆了，以致吃饭时还总要问“还要请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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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金岳霖也选择留在北京，改造运动来了之后，他转变得很快也很彻底。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列，批判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他还批判胡适，批判杜威，甚至包括自己一直非常敬仰的罗素。他用很大的热情，和钱钟书、王佐良等一起翻译《毛选》。在自己写的《晚年的回忆》里他告诉读者：毛泽东曾经请他吃饭，还给他夹过菜。有一次，毛对金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听后真的在北京大街上找了一个板车夫，让他每天在王府井一带转悠，如此风雨无阻地和社会“接触”了两年。知道这种事情的人心里一定会产生一种唏嘘，几多酸楚。
在我看来，金岳霖的人生在情感方面本来就是一出悲剧，49年后他背叛自己原先的学术思想，放弃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人格方面又演了一出丑剧。但是，我怎么都看不出毛泽东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资格可以教训金岳霖。金岳霖16岁考入清华，19岁赴美，25岁拿了博士。25岁时的毛泽东有什么呢？他告诉斯诺：“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一生，既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和知识，也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范围里的专长，只不过因为成王败寇的规则而让他成为一代君主。历史地看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以及在某些区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以武力、依权谋去争夺，去掌控统治权力而不是以个人的人格人品，道德情操、知识经验去衡量高低 ，去竞争优劣。在那种社会形态下，得天下者并不一定是智者，也不可能是仁者，很可能还是相反。毛泽东死后中共宣称，到了1976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足以说明毛泽东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任何年代，喜欢革命的、热衷造反的，几乎都是当官、发财、做学问的路统统都已经走不通的人。当我看完这本《民国的底气》，知道有那么多留下来的民国教授的遭遇，我从心底里希望，如果毛泽东也出生在那么一个书香门第，或者是官宦人家，他年轻时就不至于那么惶惶没有方向。如果他那时有一点出路，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民国教授，那么这120年后，也同样会有人追捧，有人歌颂。如果这样的话，这一个世纪来，中国，中国人要少受多少灾，少受多少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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