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贏了政敵，敗給人性
本帖最后由 爱国侨胞 于 2013-12-23 17:50 编辑毛澤東贏了政敵，敗給人性 時間：2013-12-22 22:48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即將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毛澤東留下兩大筆遺産
馮勝平（旅美政治評論家）：
接到毛澤東功罪研討會的請柬，我想起1986年關於“文革”政治迫害的博士論文，曾專有一章，題目正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今天翻出來看，我目前的觀點與之相比並無太大變化，特從中挑出幾點，與大家一起商榷。
我當時認為，毛澤東給中國留下的第一筆政治遺產，是一個意識形態真空——這個真空使得許多事情成為可能。雖然“文革”並沒有創造什麼新東西，但它的確摧毀了很多舊東西——“文革”在相當程度上摧毀了孔教，同時使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幻滅。告別過去又失去了未來，於是一個新的地平線出現了，我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給中國留下的一筆政治遺產。換句話說，“文革”沒有創造一個新中國，但它的確結束了一個舊時代，以人民的深重苦難為代價，It did pay off a mortgage（它付清了一筆歷史的孽債）。
“文革”結束，中國共產黨不僅失去了Mandate of Haven（天命），而且失去了Mandate of People（人心）。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國家，這些希望來自於鄧小平的新政，但奠定基礎的卻是毛澤東的“文革”。沒有“文革”的經歷，中國人民不會那樣決絕地告別傳統（儒教），摒棄烏托邦（共產主義），義無反顧地奔向改革開放的未來——那個時候，還是在“六四”之前。
改革開放是人性的復甦，也是黨性的覆滅。這一生一死之間，孕育著一個新中國。
毛澤東留下的另一筆遺產，是一個統一的（除台灣外）獨立自主的中國。中共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靠的絕不是“小米加步槍”，關於這一點，歷史學家楊奎松的書講得很清楚。東北的共產黨武裝，在接受了蘇共巨額軍事援助後，實力遠遠超過國民黨軍隊。簡言之，毛利用蘇聯的支持，戰勝了國民黨，從而使中國擺脫了美國的控制；隨後又通過反修，跟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使中國逐步擺脫了蘇聯的控制。與蘇共翻臉後，中國真正成為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是毛澤東留給後世最大的政治遺產。
毛澤東是一個Born Rebel（天生的反叛者）。他從小就造父親的反，大一點去砸孔廟，再大一點反軍閥，再後反國民黨、反日本，以後又跟美國幹、跟共產主義盟主幹，直至生命的最後，他起來反對他自己創建的黨。用今天的話說，他真是一個折騰的主兒。一生折騰，折騰一生！
毛澤東的最後折騰就是“文革”，目的是重建他自己創立的黨。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博樹的說法，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要改造世界，改造國家，改造人性，而且要一蹴而就。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還其樂無窮，這種人不是理想主義者，什麼人是理想主義者？我不否認，發動“文革”有權力考量，但更大的動因是毛澤東性格中的不穩定因素，與他的政治理想有關。
毛澤東贏了敵手，敗給人性
“文革”是毛澤東的滑鐵盧。這一次他被徹底打敗了，不是敗於他的敵手——這些敵手，要麼被他送進監獄，要麼被他送進地獄——而是敗於人性。去掉權力鬥爭的泡沫和改造國家社會的政治理想，毛澤東發動“文革”最主要的目的，是挑戰上帝，改造人性，創造共產主義新人。換句話說，“文革”是毛澤東對人性宣戰。結果呢，是人性勝利，毛澤東失敗。一生致力於改造人性，他連自己都無法改造，直至去世為止，人性的弱點，毛都沒有擺脫；他的七情六慾，不比任何人少。馬克思最喜歡的一句格言是：“人性中的一切對我都不陌生。”（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格言也適用於毛澤東。
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這些理想主義者到底錯在哪兒？為什麼就不可能創造一批共產主義新人？這個世界上最早搞共產主義那些人，歐文、傅利葉，絕對不是邪惡之人。他們搞共產村，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做社會實驗，傾家蕩產，至死不悔。中國共產黨早年也有相當一批這樣的人。他們打土豪，分田地，以身作則，從我（家）做起。他們這種做法符合黨性，卻違反了人性。
以大公無私為基礎的共產主義不是不符合國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獸的結合——只能用制度來協調和制衡；任何試圖用教育或強力來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會失敗。洗腦雖一時有效，但不能長久。在壓力下，人性可以沉默，可以扭曲，甚至可以折斷，但絕不會改變。其實，今天彌漫全中國的貪婪和腐敗，正是長久被壓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彈。
羅素曾說：“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從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中國共產黨還完了它的良心債，開始了獨立的思考。建政前30年，中國共產黨曾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死了多少人，它覺得這是必須付的代價。1979年以後，恐怕是從鄧開始，大家開始反思了。只是出於權宜之計和政權穩定的考慮，他們可能還要堅持某些主義、某些旗幟、某些人物。
從純粹哲學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的失敗是人性的勝利：不完美的人性戰勝了完美的主義。換言之，不是共產主義太壞被人類拋棄，是人類配不上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失敗不是因為它的邪惡，而是因為它的崇高；不是因為它不道德，而是因為它不可能。也許，共產主義運動是世界的劫數，人類在劫難逃。悲劇的根源是人類的無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圖挑戰上帝，創造新人類。幸運的是，瘋狂之後人們終於恢復了理性，認識到一個理想無論多麼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實驗。如果不偏離常識，共產主義的災難本來也許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並不複雜，它的答案已經隱藏在一個孩子的幼稚問題中：“既然共產主義是科學，為什麼不先拿動物做實驗？”
毛澤東改造人性的企圖，與共產主義對人性的挑戰一脈相承。我們知道，傳統專制與共產專制的根本區別是，前者只要你不反抗，按時交稅、納貢、唱誦，它就不來折騰你；後者卻有改造人類的崇高理想，即使你不反抗，它還是會來折騰你，改造你，要把你變成雷鋒那樣的共產主義新人。因此，在共產主義國家中，運動是常態：日子越好過，領袖越折騰；而在受到挫敗時，反而會對人性讓步，推出一些符合常識的政策。“大躍進”後，毛就曾一度後退，允許“包產到戶”；經濟剛一恢復，他又發動“文革”，再次挑戰人性。
理想主義是毛澤東生命中的一個基調，但不是全部。在整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毛是相當現實、甚至不擇手段的。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毛在政治上做得最過分的一件事，是在1940年底通過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提出“15萬精兵計劃”：中共用15萬精兵偷襲國民黨後方，把蔣介石勢力幹掉，造成日偽占領南中國，蘇聯與中共占領北中國的南北朝局面。何方《黨史筆記》和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都提到此事。
這並非毛澤東突發奇想，他是受了1939年蘇德條約的啟示：蘇聯和德國不就這麼一家一半，把波蘭給分了嗎？波蘭問題可以這樣解決，中國為什麼不可以？這15萬八路軍精兵，不是去攻擊日本侵略軍，而是去攻擊國民黨軍隊！他向蘇聯建議、請示，被斯大林拒絕。
康正果：你說這個寫在何方的《黨史筆記》上？
馮勝平：《黨史筆記》下冊212頁提到此事，張戎的書21章更詳細叙述這個計劃。此外毛還宣稱抗日是“三國演義”，主張“愛國就是要丟更多的國土，否則就是愛蔣介石的國”。正是毛在權力鬥爭中這些行徑，使人很難相信：他究竟還有多少理想主義？！
毛和蔣的人生軌跡相反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政治生涯迥然相異：前者從書生走向流氓，後者從流氓走向書生；前者從民主走向專制，後者則從專制走向民主。文謙兄剛才說楊開慧評毛八個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看到過，出處是張戎的書，證據是網上流傳的在楊開慧老屋發現的書信。我不相信楊開慧會這樣評論毛澤東。若真如此，那她為何不同這個流氓斷絕關係，卻要苦苦思念他並為他犧牲？年輕的毛澤東，在我看來，的確是一個意氣風發的書生，並沒有蔣先生那些流氓道行。而中年的毛澤東，則精通權術，集厚黑學於一身，在政治鬥爭中毫無底線。晚年毛澤東的許多作為，更是使人不敢恭維。與此相反，蔣介石是青紅幫出身，早年混跡上海灘，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後來受宋美齡和基督教熏陶，變得越來越君子，及致晚年連面目似乎都為之一變——年輕時凶神惡煞，年老時卻變得慈眉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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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時合影。
重慶談判蔣介石學楚霸王，放了毛澤東一馬。他對毛說：你不服，回延安去，帶兵來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後，奪了蔣的江山。當年我跟余英時先生讀書，曾聽他評論蔣介石：他一生流氓，從暗殺陶成章到軟禁張學良，沒少幹背信棄義的事，1945年怎麼就不再流氓一次？
現在我們讀到蔣介石日記，知道他確實想過要把毛抓起來。阻止他下決心的有蘇聯的壓力，也有美國的影響，但最主要的卻是他內心的善意——他不願意再做一次背信棄義的小人。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蔣介石丟掉了大陸。如果他背信棄義扣留毛，中國的歷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種寫法。
在權力鬥爭中，中國人很少講道德，因為那無異於自殺。一旦陷於無序狀態，政治在中國就是一場流氓比賽——小流氓被中流氓收拾，中流氓被大流氓降伏，最後勝出的，多半是一個集厚黑為一身的超級流氓。這個超級流氓收拾暴民，一統江山，成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點，中國人又重新開始做順民。這就是三千年的治亂循環！如果中共政權崩潰，我可以向各位打賭，迎接我們的，一定不是我們期盼的民主自由，而是一場新的、更精彩、更無底線的流氓比賽！（眾笑）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宗教、沒有法律、也沒有靈魂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再談一談毛澤東的歷史地位。2013年年初，羅慰年先生介紹我跟王鼎鈞老先生認識，一頓飯吃了近兩個小時，誰也沒有動筷子，就是談話。王鼎鈞88歲，是從大陸到台灣，又從台灣來美國的作家。
高伐林：對，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老作家，過去大陸讀者對他基本不瞭解。最近這些年，王鼎鈞的書才在中國大陸出了一本又一本，成套的回憶錄，十分轟動，得到書評界和讀者的高度評價。
馮勝平：王老從台灣談到大陸，從蔣介石講到毛澤東。我問他，如果把毛澤東和蔣介石做一個比較的話，您如何看？他回答說，論歷史地位，毛遠比蔣偉大！他說，蔣能夠由英雄向聖賢升格轉型，毛未能，可惜！——王鼎鈞先生很強調升格轉型。 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站在歷史高度，跳出個人恩怨，這是王鼎鈞先生的告誡。隨後，話題又轉向人民的“觀眾心理”。我對人民持悲觀態度，曾說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順民、刁民和暴民。沒想到王老比我更悲觀，他的六條評論，什麼喜新厭舊、黨同伐異、忘恩負義、幸災樂禍等等，條條都比我說的更厲害。談話至此，我以為找到知音，馬上說我也是這樣認為，不料他卻說道，儘管人民有這些毛病，還是要記住四個字：“悲天憫人”——是你自己的國家、你自己的人民啊。
結論：人們現在評論毛澤東，說法各異。劉小楓說毛澤東是“國父”，王康說毛澤東是“國賊”，其實這種爭論沒有意義。它的答案取決於共產黨的命運。共產黨興，毛澤東就是“國父”；共產黨亡，毛澤東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決於共產黨能不能在中國站得住，能不能帶領中國走出王朝循環。（新史記》17期） 還是蔣介石贏，曆史自己話事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政治生涯迥然相異：前者從書生走向流氓，後者從流氓走向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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