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毛泽东的功过
本帖最后由 爱国侨胞 于 2013-12-23 17:25 编辑重新评价毛泽东，深刻剖析和批判毛泽东背后的制度弊端，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关系到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下面转贴的艾风先生的评毛文章，简洁精练，犀利深刻，很值得关心此事的朋友认真一读。艾风先生是高级编辑、教授，离休前长期在四川日报工作，曾任记者站长、专版编辑、研究所长，后又任《新闻界》杂志主编、四川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等职，论著颇多。 简评毛泽东的功过 ——艾风对毛泽东的功过，第二代领导核心似乎早有定论，邓小平讲三七开，即功七过三；陈云说：“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两位前辈都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对毛的评价当然偏袒有加，因为也涉及到对他们自己的功过评价。对邓小平给毛泽东三七开之说，现在赞成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同样经不起事实的考证和历史的追究。至于倒三七开是否站得住，还要由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评说，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政绩实在乏善可陈，而该否定、推倒的劣绩实在太多，老百姓受的苦难实在太多。对陈云说毛泽东文革有罪，国内除极少数毛主义分子外，我看都会赞同。但陈云说毛“建国有功，治国有过”，就值得大为商榷了。先说治国有过。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想当第二个斯大林。为实现此野心，空想地提出超英赶美、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国大饥荒，现据中央档案解密材料，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如下：1959年
522万人（其中城市95.8万人）1960年
1155万人（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
1327万人（其中城市21.7万人）1962年
751.8万人（其中城市107.8万人）以上四年合计饿死3755.8万人，其中城市497.3万人。据国内研究灾难史专家统计，我国3000年来因自然灾难而死亡的人数总和也没有这么多；据抗战史专家统计，八年抗战中被日本侵略者屠杀、战死的总数也没这么多。仅仅这一椿，难道是仅仅治国有过，而不是有罪？我看即使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评价，也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比“文革”更大的罪！不要因为“文革”主要打击了当权派而仅仅认为“文革”有罪！再说1957年反右运动，据中共中央原先公布的资料，共划右派552973人，不予改正的仅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仅占万分之1.736。邓小平还想维护这场性质反动的运动的“正确性”、“必要性”，岂非荒唐？但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实划右派总数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或处罚）。因此，实际上戴帽的是55万的五六倍（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郭道晖文章）。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镇压、迫害知识分子运动，而且时间长达22年。就是从世界史角度比较，也无出其右。即使西欧中世纪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对异教徒的迫害，也无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长的持续时间。所以，反右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专制对民主的十字军东征，不管当时的右派们是否具备清醒的民主政治意识，但他们所提意见的内在要求是实行政治民主化。对他们大肆镇压，这难道仅仅是毛泽东治国的过，而不是罪？我看是大大的罪！滔天的罪！再看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罪人？毛为了打垮蒋介石的需要，答应给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但建国后农民经土改拿到了土地仅仅三年多，就被合作化运动剥夺走了，还强制实行统购统销，高征购，强迫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保不住，更遑论走向富裕。据一份山西省土改后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资料，该省1950年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农民普遍不愿组织起来，要求自由发展生产。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农民大多都会富裕了，可毛泽东要急着推行合作化，陈云又设计出统购统销，造成即使素称“天府之国”的富饶的川西坝子，历史上誉为“金温江，银郫县”的温江县，早在1956年，就已开始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我有一位右派朋友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公共卫生专家，领导上以为是一场瘟疫，派他去温江调查医治，他回来后说了实话，说农民死亡事件不是瘟疫，是得了浮肿病，因饥饿而死，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在毛统治下的农民，发生大饥荒也不能“走西口”、“闯关东”，残酷的户藉管理制度，出门要路条，吃饭要粮票，把农民牢牢地困在家中，只能活活地等饿死。大饥荒过后，农民也是在变相的大集中营里劳动，吹哨集体出工收工，毫无自主权、积极性可言，实际他们只是变相的奴隶，过着缺衣少食的贫苦生活。国家对农产品又实行剪刀差政策，靠剥削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所以，农民穷、农村苦、农村工作难的“三农”问题延续至今，仍是难以解困的老大难问题。其罪恶根源就是毛泽东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藉制度，以及当时的合作化、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对农民来说，应是一个大罪人！现在再来评说毛是否建国有功？探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困难，首先要树立几个客观评价标准才好评说，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以判别。我认为：一、要从老百姓视角去评判，不能以统治集团视角去评判。就是说，新创立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比被推翻的旧制度，能使老百姓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更加富裕平安，生活更加改善，那新制度就好，如果结论相反则坏；二、要从世界潮流、历史地宏观地去评判，不能以某项成就为评判标准。时间跨度也只能以毛统治的27年为限，毛逝世后改革开放的成就已违背了毛的遗愿，不能计算在内。现在我们先从国家政治制度比较。在蒋介石时期，虽也专制、独裁，但正如储安平所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相比，那只是中巫见大巫。毛的独裁专制在世界史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允许有反对、抗议之声，都会被检举揭发，轻则遭批斗，重则坐牢、杀头，其控制之严密，超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在蒋介石时期，还有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和较多的结社、聚会自由，更大的迁徙自由。正如1949年前储安平所说：“对新闻自由来说，国民党是多少问题，共产党是有无问题。”真是准确、深刻。这两种新旧制度比较，究竟哪一种制度对人民统治得更宽松些？人民所受的恐怖与苦难更少些？与民主宪政制度相近些？不是一目了然吗？其次，再从社会经济制度看，蒋介石时期允许私有制，允许百姓发家致富，除去抗战与国共内战地区，百姓基本安居乐业，经济有所发展，虽然到后期由于连年战争，经济面临崩溃，印发金元券害人。但在毛泽东时期，正如前述，近八亿农民都被整得缺衣少食，过着贫农般穷苦生活；几千万知识分子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都是“臭老九”，是改造、批判、斗争的对象；几千万工人虽在名义上抬得很高，是国家“领导阶级”，却得不到多少实惠，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一遇什么“三年自然灾难”，首先精减的是他们。在上述饿死及非正常死亡的全国城市近500万人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与城市贫民。在文革中，毛泽东支持王洪文等镇压上海工人保守组织，镇压武汉百万雄师、成都产业军。这些由产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不仅不是领导阶级，还成了镇压对象。可见所谓“领导阶级”之说，实在是一个大谎话！再从文化教育制度比较，毛时期在大中小学的校数和人数上虽比蒋时期多了不少，但由于毛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不允许师生独立思考，自由思想，专业发展，一再批判白专道路，扼杀了广大青年学子的创造精神，所以毛时期所出的科学大家、著名科技专家，大多出自蒋时期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留美留英后归国的。至于文学大家、戏剧家、大诗人，也是蒋时期留下来的，毛时期没有出过一本世界著名小说，成就过一个国内外著名的文学家。这就是思想专制、文化专制、教育专制的恶果！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毛泽东建国新创立的国家各项制度，究竟是促进了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幸福，因此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还是恰恰相反，人们自会从中得出客观结论。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一笔抹杀毛泽东所做的好事，比如通过前期的中苏友好，争得苏联支援，完成了141个大型工业、国防项目，使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后又打破洋迷信，自行建立了石化工业，发展了钢铁、电力、煤炭、纺织等工业，壮大了国民经济实力。但在毛临终前，又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其次，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下，实现了两弹一星上天，这对普通老百姓虽无什么实惠，但却提高了国威，提升了国防防御力。再次，在全国农村修了不少水利，增强了农民抗御旱灾的能力。最值得称道的，是用果敢手段治理政坛贪腐，20多年基本上在全国保持廉洁的政风，这很难得！毛泽东做的这些好事，也就是他的功绩。但要从整体上评价毛泽东的功罪，特别是从制度上来评价，只能由下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和老百姓来评述，才能更客观、准确，更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转自《往事微痕》第22期） 懒得管毛泽东的功过了，
把我们家的电停了才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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