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 一直伴随着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研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反封建思想, 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循着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以青年毛泽东的学习和革命活动经历及其早期文稿为对象, 研究和探讨青年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 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一
20 世纪初,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相互勾结起来, 加剧了土地的集中, 使得广大农民日趋破产, 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与此同时, 封建军阀的割据统治, 导致战事连年不绝, 人民普遍遭受兵、匪之患, 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受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深恶痛绝, 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无比愤慨, 对中国积弱习成的国民性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思想。
早在东山学堂读书时, 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思想。他在反复阅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民学》一文后, 批注道,“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均为“法令为君主所制定, 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的“专制之国家”。1911 年春, 毛泽东离开家乡赴长沙求学。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 清王朝四面楚歌。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 在学校的墙壁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 康有为当国务总理, 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从这种尚显幼稚的政见中, 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武昌起义爆发以后, 他投笔从戎, 参加了湖南新军, 以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 封建军阀替代了封建王朝的统治。1915 年5 月7 日, 袁世凯称帝心切, 公然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全国为之哗然。时在湖南一师学习的毛泽东读罢揭露这一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 义愤填膺, 奋笔疾书“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十六字, 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无比愤慨。
就在毛泽东刚刚进入湖南一师学习不久,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在上海创刊, 标志着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和迷信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最初发起这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 辛亥革命没有实现真正民主的原因在于没有唤起民众参加革命, 没有消除旧思想对广大民众的束缚。因此, 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进行思想革命, 打倒孔家店, 改革封建宗法制度, 实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提倡新文化, 反对旧礼教; 提倡民主制度, 反对专制制度。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先后为《新青年》撰文, 主张把推翻封建礼教与建立民主制度结合起来, 并反复论证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孔子思想已不能适应时代生活、尊孔必然导致复辟的观点, 从而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通过杨昌济老师的介绍, 毛泽东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痴心读者。他完全认同并以极大的热情与蔡和森、陈章甫等人组织哲学小组认真研究《新青年》所提出的许多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和问题。正是受《新青年》的影响, 毛泽东开始接受激进民主主义思想, 他赞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勇敢、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 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张“徒为华言眩听, 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 毛泽东逐渐感到, 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必须更加广泛地结交和联合有志救国的青年。于是他于1915 年秋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 并经过长期访求和多方通讯联络, 团聚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讨论,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以“集合同志, 创造新环境, 为共同的活动”为目的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以后, 就一直站在湖南各阶层人民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 成为青年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湖南青年开展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最后一年里, 认真研读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 写下了1. 5 万余字的批语。批语写道:“故凡有压抑个人, 违背个性者, 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 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 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他认为, 必须“改建政体, 变化民质, 改良社会”, 只有“时时涤旧, 染而新之”, 才能“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推翻封建制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强调个人价值, 提倡个性解放, 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 伴随着他对中国社会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日益加深, 特别是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逐步坚定。但是, 限于对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手段问题缺乏科学、清晰的认识, 尽管他思想上已经开始接受激进民主主义, 但仍然更多地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二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以后, 随即投入了领导湖南青年开展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实践之中。他与蔡和森等人成功地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并以《湘江评论》周刊为阵地, 发起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五四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刚刚结束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满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 曾企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理想“新村”——工读同志会, 以探求改造社会的新途径。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详述了这种“新社会生活”, 他说,“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 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和“农村的工作”为“新生活之大端”,“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 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 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 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 而为一’ 新村’。”这一设想反映了青年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也反映了他在思想上曾一度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但这毕竟是他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方面付诸行动的良好愿望, 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相比是更进一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 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逐渐在全国活跃起来。在杨昌济的热情关心和积极推动下, 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组织了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大行动——发起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号召湖南青年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 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之中。在他的积极关注和大力倡导下, 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毛泽东曾为此致信向警予, 恳切地希望她发动更多的女子赴法勤工俭学, 并说:“多引一人, 即多救一人。”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他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机会, 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新思想的报纸杂志, 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还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讨论新思潮、学术和人生等问题。随着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但在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直接影响下, 特别是在学习和研究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后, 开始从思想上逐步清除他一度受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序幕。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后, 以新民学会为核心, 着手组织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积极投入五四运动, 并尝试运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武器分析和认识社会, 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 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周刊, 毛泽东担任主编。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 在“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伟大运动中,“天不要怕, 鬼不要怕, 死人不要怕, 官僚不要怕, 军阀不要怕, 资本家不要怕” , 要用“平民主义”来对抗“宗教的强权, 文学的强权, 政治的强权, 社会的强权, 教育的强权, 经济的强权, 思想的强权, 国际的强权”。在学术方面, 要冲破“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去彻底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但他不主张“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等“急烈”的方法, 而倡导“温和”的“‘呼声革命’—— 面包的呼声, 自由的呼声, 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以“不至张起大扰乱”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
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指出:“中国名为共和, 实则专制, 愈弄愈糟, 甲仆乙代, 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认为“现在的中国, 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 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 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 迷信物象, 迷信运命, 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 不认有自己, 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针对长沙城和岳麓山有人被雷电触死一事, 毛泽东批判所谓“五百蛮雷, 上天降罚”的迷信说法, 倡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来认识世界, 破除迷信, 相信科学,“不信科学便死”。他还著文控诉“高髻长裙”、“穿耳包脚”等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号召广大妇女组织“女子革命军”, 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 求得自身解放。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以学习、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潮为宗旨的健学会在湖南成立。毛泽东对之十分关注, 他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中盛赞健学会“自由讨论学术”的公约“很合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的原则”, 认为“学术的研究, 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并指出:“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 伟大的事业, 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 诡诈的世界, 没有批评的精神, 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 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 这话殊觉不错。”他批判“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和“宗派”思想是“独断态度”, 是“思想界的强权”, 应当“竭力打破”; 认为孔子“独霸中国, 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 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应当予以反对。毛泽东提倡讲求新学以顺应历史潮流, 极力反对宗孔思想, 用犀利的笔锋写出了《各国没有明伦堂》、《大略不是人》、《走昆仑山到欧洲》等短文, 公开驳斥康有为所谓拆毁明伦堂就是“侮圣灭伦”、“强要折毁, 非民国所宜”的错误言论, 认为“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思想, 已非“民国所宜”。
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 毛泽东撰写了长篇连载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情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投身革命, 冲破封建迷信和传统束缚, 与根深蒂固的强权者抗争。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国家坏到了极处, 人类苦到了极处, 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 改造的办法, 教育, 兴业, 努力, 猛进, 破坏, 建设, 固然是不错, 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 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历数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 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中华民族, 几万万人, 从几千年来, 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 只有一个非奴隶的‘皇帝’, 皇帝当家的时候”, 是不准广大民众联合起来的,“政治, 学术, 社会, 等等, 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 有组织, 有练习”的。他称赞民众的大联合是“政治开放, 思想开放的产物, 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进而满怀信心地指出,“思想的解放, 政治的解放, 经济的解放, 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 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 压迫愈深, 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 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改革, 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 中华民族的社会, 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他十分同情女子的处境, 指出:“诸君! 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 我们都是人, 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 我们都是人, 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 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 连大门都不能跨出”,“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 ‘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但遗憾的是, 囿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对民众大联合以后的行动仍钟情于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湘江评论》尽管只发行了四期, 第五期刚刚刊印未及发行就被张敬尧查封, 但它热情奔放和大无畏的战斗风格, 引起了强烈反响,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许多青年学生正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开始觉悟, 并走向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在短短20 天内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40 多篇文章, 反映了他反对封建迷信和伦理道德, 主张打破强权专制, 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彻底的反封建思想。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文献, 可以清晰地发现他在思想上正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 青年毛泽东主张用“平民主义”对抗强权, 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思想毕竟具有历史局限性, 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三
《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 毛泽东应邀接任《新湖南》周刊总编辑。他继续发扬《湘江评论》的办刊风格, 猛烈抨击封建军阀张敬尧的虐政。此后, 毛泽东又利用湖南《大公报》、上海
《时事新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 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彻底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 发起并组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 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传统陋习和封建专制制度宣战。这一时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在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得到升华, 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为了进一步促进湖南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在长沙策划成立“问题研究会”, 并草拟了《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罗列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在内的七十一类144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其中“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普通选举问题”、“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宗教改革与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孔子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贞操问题”、“废妾问题”、“放足问题”和“男女工值平等问题”等等, 都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主张自由、民主和科学, 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
毛泽东主张建立新式婚姻制度, 提倡婚姻自由和恋爱自由。1919 年11 月, 长沙一女士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用剃刀自杀于花轿内一事, 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毛泽东就此事连续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10 篇文章。他从生理和心理方面找出根据, 证明“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 而子女也应“绝对的拒绝”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父母代办政策, 应该绝对否认” , 青年男女自己的婚姻, 应由青年男女自己去办, 打破“婚姻命定说”, 打破“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关于婚姻的迷信”, 摒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两块假招牌” , 将“媒人”、“月老”等词语“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他打破男女界限,“彻底地撤开”现存的“男女大防”, 认为“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 到了交厚情深, 尽可自由配合”。他认真研究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等方面所处的不平等地位, 认为女性“被男子欺负, 至于数千年不得翻身”,“于不得幸福之外, 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 女子在任何方面, 都无位置”所致。
1919 年12月至1920 年4月, 毛泽东前往北京主持驱张运动。此时的北京在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之后, 政治空气异常活跃, 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经由宣传激进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组织驱张运动的同时, 通过认真研读有关介绍俄国国情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 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为了揭露北洋军阀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 毛泽东与张百龄等创办“平民通讯社”, 并率领驱张运动代表团上书国务院, 向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 强烈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 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适逢直系军阀吴佩孚由衡阳撤防北上, 湘军头目谭延 、赵恒惕步步紧逼长沙, 张敬尧见势仓皇逃离湖南, 驱张运动才宣告结束。驱张运动的最后胜利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军事威胁, 不进行“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 仅靠“呼声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而促使他重新审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立场。
早在北京从事驱张运动时, 毛泽东就提出要在驱张运动胜利之后, 着力掀起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以消除湖南一度盛行的封建迷信思想。他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 只有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宣传马克思主义, 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1920 年7 月, 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 联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人着手发起创办文化书社,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 在湖南境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 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 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热情发动和领导湖南自治运动, 企图通过“湘人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国”, 对封建军阀政府进行民主改革, 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的目标。湖南自治运动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改良主义运动, 是青年毛泽东为谋求中国出路的一次政治改良尝试。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 使青年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的国情, 认清了“无血革命”和改良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而加快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
1920 年11 月25 日, 他分别致信向警予、罗王敖阶和李思安, 认为湖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 政治改良一途, 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 另辟道路, 另造环境一法”,“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 没有主义, 是造不成空气的”, 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 感情的结合, 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旗子立起了, 大家才有所指望, 才知所趋赴。”次月, 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蔡和森及留法新民学会会员, 明确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提出的采取“俄国式的革命”、“马克斯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目的的主张, 认为实行“平和的手段”和“用教育的方法”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 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 非等到人家来推倒, 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他对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 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些主义“理论上说的好听,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 年1 月,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 应主张大规模改造。”“社会政策, 是补苴罅漏的政策, 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 借议会为改造工具, 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 这种主义, 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 放任资本家, 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
义, 即所谓劳农主义, 用阶级专政的方法, 是可以预计效果的, 故最宜采用。”至此, 青年毛泽东已经彻底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飞跃。
总之, 青年毛泽东在早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下, 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实践, 逐渐扬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在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反封建思想始终居于重要地位。 一个迷信马列的中国开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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