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应该说，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及其表现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5-9月，毛泽东在主办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并为此题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精辟地叙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做起来，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中部分即是农民运动。”1926年12月1日，在湖南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一切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并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论断。此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理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无产阶级自身来讲，虽然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革命性很强；他们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比较容易集中和动员，但是旧中国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以1919年的200万产业工人来讲，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不到，这种状况到新中国成立之际都没有根本改观。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下，在封建伦理纲常及旧风俗的奴化下，广大农民既没有经济独立，也没有政治权利，甚至连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久而久之，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可怕的消极性和汉奸的愚昧性等种种劣根性。他们缺乏政治远见，“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事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但“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在中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整个的中国革命，如果失去农民主力军，“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 第二，指出农民同盟军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关键，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需要无产阶级去争取。而在无产阶级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农民的领导。农民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首先在于农民是一个革命性极强的阶级，他们中蕴藏着伟大的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必须真心实意地依靠农民，一旦把农民强烈的革命要求激发出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抑制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其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自身的经济地位决定无产阶级能够实现对他们的领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如上所述，农民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农民，尤其是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因此“贫农，……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当然， “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可见，农民同盟军是无产阶级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的关键，又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第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在以往的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走的都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至于农村包围城市，既没有理论上的探讨，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的阐述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无论是关于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的论述，还是对红色政权存在的方式——工农武装割据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1920年代末期，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挫折，偏居落后的山区的毛泽东没有气馁，他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形势以及中国农村、农民的特点，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内外多种矛盾，而农村是各种矛盾的结合点，但同时又是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红色政权在农村可以存在。具体来说，在农村根据地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以根据地建设为依托，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为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必须要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通过在农村的斗争，动员广大的农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使无产阶级有了可靠的同盟军，使中国革命有了浩浩荡荡的主力军。以上三个方面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无不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农民是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革命军队人力物力的主要来源，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也在农村，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没有农民主力军、没有农民同盟军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及其表现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同样，农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不要忘记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要靠农民。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党的工作重心将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城市领导乡村时期，那么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是否会淡化或减弱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农民——这是工人阶级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不但如此，农民还能够供应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吸收大量的工业品，他们是工业市场的主体。因此，在1950年6月，在《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确立了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而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重视农民问题，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二，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及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研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得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科学结论。在吸收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与他们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思路相反，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走自己的道路，而其中关键的环节就在于要保证农业的地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他在总结1949年到1959年整个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调整了重、轻、农的顺序，把农业摆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位，揭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不仅是工业市场的主体、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也是出口商品的重要来源，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极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58年，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时进一步强调，在我国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才能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第三，
认为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稳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接着他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性，一是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吃肉、吃油问题，二是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三是农业是轻工业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市场，四是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五是农产品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六是农业也关系到资金积累。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要求“公社的党委书记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三、毛泽东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原因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历经曲折而不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成功地认识并解决了中国的农民问题。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主要把握了以下几点。
第一， 深入农村，做实际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他是我党最先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开始后，他从事并着手研究农民运动，密切关注两广、江浙及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毛泽东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春，针对右派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他深入到湖南的长沙等地进行了三十多天的考察。根据调查资料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先后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对中国的农民问题进行了独创性的理论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秋收起义之后，部队开进了井冈山，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觉得“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从1928年到1934年，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宁冈、永新、寻乌、兴国等地作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此后，毛泽东差不多每到一地都要进行农村调查，足迹遍及江西、福建、湖南的数十个县，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这些著作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同时在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仍然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并注意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调整我党的土地政策。即便是在解放后，毛泽东仍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为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一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客观分析中国农村中的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非常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农村中的各阶级。1926年前后，毛泽东曾经根据土地、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情况，把农村人口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小手工业者、游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简化了对农村人口的阶级分类，把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种，认为农民中的富农、中农、贫农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的态度比较消极；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他们有可能参加革命，我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是乡村中的主要革命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党要依靠他们闹革命。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结合农村社会的现状，以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为标准，把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即雇农）五个部分，制定了区分的标准：地主以收租为主；富农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自己经营土地，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一般不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一小部分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没有土地。这些分析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为共产党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三，关心农民利益，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
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最有有力和最直接的方法是关心农民的利益，而农民最关心的无疑是土地问题。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另一方面经过探索，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具体政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根据地根据实际，先后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几经调整，到1931年终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此后，这条土改路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根据形势需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到1948年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改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的结束，使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不富裕，生活很困难，毛泽东看到“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农民就不会满意，因此，“一定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否则工农联盟就不稳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于是，在土改基础上，党和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顺利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 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并总结出对农民教育的具体的原则。
如前所述，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剥削下，在封建伦理纲常及旧风俗的奴化下，广大农民既没有经济独立，也没有政治权利，甚至连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久而久之，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可怕的消极性和汉奸的愚昧性等种种劣根性。他们缺乏政治远见，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过去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因此在无产阶级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问题。至于对农民进行思想改造，则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也有失误，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例如，在农村搞单一的农业生产，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生产关系方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片面地求大求公，排斥农村商品经济，忽略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和客观经济规律，这些都在客观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倡导并身体力行农村社会调查，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为促进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的全面进步而努力，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在今天仍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老对农民认识最深，坑农民也最深。 玩弄农民于股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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