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恽仁祥评：《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
评：《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有互联网报道：党刊(刊登)《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一文(全文附后)，内容值得商榷。据网文介绍，此文原标题：《要网络民主，不要网络“大民主”》。
文章开头：[“大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或者熟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对“大民主”并不陌生。所谓大民主，就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方式的一种民主。“鸣放”来源于成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鸣”是指言论自由的主体广、范围大、渠道多;“大放”是指放开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字报”，是把自己的观点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张贴在外面让群众观看、评论;“大辩论”，对应于西方议会的“小辩论”，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实现直接民主。在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对“四大”有这样的表述：“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表面上“四大”是为发展我国的政治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却在历史上使我国遭受重大灾难。现今的网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字报的某些特质，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电子版的大字报。主要来说，大字报有以下三个共性特点：1.散布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大字报不要事实，不要证据，只要写大字报的人有想法就可以写出来进行随意张贴。2.侵犯个人隐私，恣意人身攻击。“文革”期间，有的人为了泄私愤、图报复，在大字报上肆无忌惮地曝光他人隐私，严重伤害了很多善良无辜的人，不少人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社会被搞得动荡不安。3.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以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这就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一文作者黄某等对“四大”、尤其是文革期大学报的“精辟介绍”，倒不如说是他对“四大”和大字报的控诉。不过我首先请教《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作者黄某等在文革期写过多少大字报？如果你在文革期写了不少这类大字报，而如今又能混入“江苏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新区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院”工作，那你真玩熟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选拔政策。由你这类人声讨文革该是“熟门熟路现身说法”，具很大欺骗性。在中央大力宣传“两个不能否定”、批判历史虚务主义、强调抓意识形态的问题和走群众路线的今天，对“党刊”发表如此造谣诽谤群众运动的黄某等人的文章，必须进行揭露批判，还历史本来面目。
1、“四大”真是如黄文描绘得那样“罪大恶极”吗
黄某在文中列举了“四大”尤其大字报三大“罪状”，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也是黄某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怎么我所见写出你说的这类大字报的人充其量不会超过1至3％，是极少数人干的，而且多为躲在阴暗角落干的，见不得阳光。而95％以上的人写的大字报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不少被各类无产阶级的党报、党刊转载，甚至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赞扬。只要神经沒有毛病，这个史实是忘不掉，也抹煞不了的。谁怕“四大”尤其怕大字报？走资派、反动腐败官僚、不思悔改的“四类分子”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害怕“四大”尤其是大字报。特别是不思改悔的走资派，他们对大字报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他们自命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一贯正确”，老虎屁股摸不得。你只要看看旧书摊3～5元钱就可买到一厚本几乎无人翻过的这类人写的“自传”，个个都是“善谋善战”的“常胜将军”，从沒打过败仗，“天下是他打下来的”……，这类评功摆好的吹牛书，换个姓名哪个走资派都通用。正因为文革期的“四大”，把走资派管得不能横行霸道；把一小撮敌视马列毛主义、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监管得不敢乱说乱动，确保了整个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1975年四届人大，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一不欠内债，二不欠外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极大部分革命干部包括绝大多数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等都能正确对待“四大”的大字报，当时对待大字报最流行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四大”在这些年，即便一些敌视共产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目，也承认“四大”是最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方式。唯独“四大”被中国的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卖国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败类妖魔化。而取消了“四大”后“改革开放”的30年，你只要打开每天的报纸，一些中华民族史上闻所未闻的乱七八糟、伤天害理的各类案件，让每个中华儿女丢尽了颜面。那怕家家户户装了加固又加固的防盗门、防护栏，一年国家支岀的“维稳”费达600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国防开支；各类“维稳”武装超过了军队，整个社会仍不得安宁，甚至更不安宁，折腾到连吃饭都不能安心，总担心吃了有毒大米、剧毒蔬菜、转基因食品……。然而黄某等不愿承认这些事实，而且杀气腾腾维护这种惨局，究竟想干什么？不值得深思吗？！黄某等把造谣同“四大”划等号，用心良苦。从网文看，“党刊”竟能发表如此文章，难道这不是用“改革开放”的30年否定前30年、同十八大对着干？请该“党刊”查查你们的先辈党刊转载的文革期大字报是黄某等笔下丑化的大字报吗？难道你们不是合伙打着“反造谣”的旗号而大造谣言吗？！
2、谁是造谣的主犯？
造谣是很可耻的，可是史实无可辩驳的证明：恰恰是否定“四大”后，走资派靠造谣混了30来年。折腾到了谁都提心吊胆，怕一不慎不知不觉成了传播谣言的导线，上述“党刊”发表的黄某等这篇文章，无疑成了造谣批发站，谁把其当作“真理”传播，就传了谣。一个社会就让这伙人折腾成了谣言滿天飞，更可怕的是某些人利用职权公开造谣、传谣，开谣言公司，还要装岀一副辟谣架式，是标准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把一个国家折腾得混乱不堪。
说也揍巧，2012年5月本人发表了一篇《靠造谣能维持统治吗》。文中开头：[这30多年来，走资派靠造谣言，欺世盗名，维持30多年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统治，闹得天怒人怨、鸡犬不宁。可近两个月来，走资派一反常态，改装成“辟谣”的真人君子，并从古书堆里翻出“谣涿”一词，闹得满城风雨。世上竟到了如此不知羞耻的地步：造谣司令部竟装修成了“辟谣”的衙门。一时间，“辟谣”的声浪在各类御用宣传媒体滚滚而来。但事与愿违，猪鼻子插大茐“装象”，毕竟成不了象，造谣司令部这一“辟谣”，反招来谣言铺天盖地而来，以至把“谣言”造到了造谣司令部副司令的头上：“法广中文网 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报道：舆论受禁制(止)的特色，其领导层近日可谓受尽流言(注：谣言)之苦，自6日深夜到7日，网上纷传北京要出大事！宝相或将辞职；但海外的博讯网8日指为谣传。有评论分析，有关谣传看似民粹派反攻的讯号”；“6日深夜便传出「宝相辞职」的推特和微博文章，有人询问，有人分析，有人劝温退党，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是今天(8日)辞职。其中，北大商业评论首席编辑鲍迪克的博文最为神似：「青年节，董事会已开过会。今日召各分公司总经理齐聚北京，不得缺席， 必有大事，目前来看，事越大越不坏。」（原文按：总经理即省长和书记；董事会指中共中央常委会）”。此文又称：“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向本台表示，在「谣言治国」的中国(注：应把“谣言治国”改为造谣祸国)，有关谣言搏奕可能是……”。就在造谣公司装修成“辟谣”的衙门同时，造谣公司副总经理在光天化日下大造谣言：“重庆搞文革”。可见，造谣司令部一“辟谣”，反造成了古今中外谣言的特丰产期，成了世界一绝。彻底暴露了造谣司令部的本来面目。所以境外媒体称走资派靠“谣言治国”。这一“光荣称号”很值得作一翻研究]。
毛主席在病重时曾对华国锋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定是和他有关系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注：参见华国锋同师东兵谈话记录)]。这位造谣元帅同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武装政变后，就开启了“造谣禍国”这30多年史。这一幕幕造谣史，都历历在目。
华、叶造的第一大谣言就是：江青“反毛主席”、“叛徒”、“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大谣言欺骗了多少善良的人民和共产党员？前段时间，互联网上再版了华、叶编造的江青等人“十大罪状”，供网友研究倒底是谁的十大罪状？30年来的历史己充分证明，真正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正是华、叶及其一伙同僚。所以毛主席晚年一再担心他去世后：“几个老帅要闹事”(参见姚文元日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的情况，大意是批评他们不要一人提议，其他三人就赞同，要团结更多同志。可以说完全是爱护的态度善意批评。然而华、叶给扣上了“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而30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看清了究竟谁是货真价实的反毛主席、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四人帮”？有的同志发文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邓叶华汪“四人帮”。这才是被这30年实践证明为反毛主席、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四人帮”。黄文说大字报搞“人身攻击”，但我们中华民族至今最沒比不写大字报的走资派把江青同志从头发到……浑身沒有一处是真的人身攻击更为无耻的了。攻击和诽谤毛主席的谣言就更离奇、恶毒。
华、叶造的第二大谣言是“英明领袖华国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一谣言仅就北京市欺骗了100多万人上街游行庆祝华、叶叛徒集团篡党夺权的“胜利”。
华、叶造的第三大谣言是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邓、胡(跃邦)一手策划的1976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反革命动乱(参见杨尚昆日记)“与邓某无关”(参見《汪东兴传》)，是“革命行动”。(注：必须把一些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邓、叶、胡搞反革命动乱严格区别开)。
华、叶造的第四大谣言是捏造了“四人帮‘三种人’”，打击、迫害、屠杀了上千万紧跟毛主席为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作出贡献的党、政、军干部、优秀的工人、革命知识分子……。
从此，走资派一统天下，“造谣祸国”畅通无阻。例如安徽小岗村分田单干“一分就灵”，一年就粮食增产3.6倍；接着是城乡工、商、企业、事业……“一私就灵”。把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破坏殆尽。谣言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至于近10年的“造谣祸国”，大家都不仅目睹，而且都深为领教，什么“民主”、“三个代表”、“普世价值”、“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蒙”、“法治”……。这些五花八门欺骗人民的谣言，就不一一叙述了，留待后来贤人能出一本走资派《造谣祸国30年纪》，绝对是一部全球畅销的巨著。谁能把这部巨著如实写好了，让后来人能透彻了解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的反动本性是难得的好教材。并能帮助人们更进一步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其历史价值决不逊于《反杜林论》等。
但必须看到，“永不翻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两大祸国殃民的“精典”谣言制造者，他才是造谣公司的董事长，他一手策划的“决议”，是他所造谣言的文献索引。值得大家深入解析。
在此补充介绍一下不久前我根据国家公开出版的两本书：摘了程万里编著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昌平印刷厂印刷《赣江苍茫》有关内容，和1998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全部内容，而发表了题为《是谁把文革搞乱的》文章。揭露了前述毛主席担心他去世后要闹事的叶剑英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他亲自指挥和蒙蔽一些“三支两军”部队动用枪炮大规模武装镇压造反派，一些造反派面对比土匪还残暴的屠杀，为自卫而夺枪支弹药，动枪动炮的武斗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展开，延续了刘、邓在文革初期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恶劣先例。1967年8月后，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发现大量响应党中央号召，手无寸铁的造反派被屠杀后，被迫武装造反派、“文攻武卫”，并调动野战部队支左，很快扼制了叶剑英挑起的太屠杀，实现了群众组织大联合，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保证了九大胜利召开，文革胜利结束，迎来了各条战线高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然而叶剑英闹事篡权后，说什么“文革整了1亿多人，死了2000万”，把自己指使屠杀和挑动武斗的责任，转嫁给了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一些文痞借此在走资派把持的各类宣传媒介，惜助这“文革整了1亿多人，死了200万”这一谣言，大肆攻击文革、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造反派……。
但好景不长，靠造谣是维持不了的。据报导：“腾讯在《今日话题》中，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不怀念的是14402票，占投票数的22%”。不怀念不等于反对文革，可见死心踏地反文革的不会超过5％，是一小撮。现在不是强调“走群众路线”吗，就看你走哪部分人的路线。
前面介绍了文革搞“四大”，尽管遇到了刘、邓、叶等的顽强抵制和破坏，但他们沒能阻挡文革“四大”创建了举世闻名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和创造了人类史上沒有嫖、睹、毒，没有人贩子，沒有剥削压迫，沒有偷盗和假冒伪劣，基本沒有反动腐败官僚，没有黑监狱，沒有奴隶社会性质的黑砖窑和黑煤矿，人民安居乐业；并在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下，艰苦奋斗、自立更生，把旧社会留下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建成了世界居第六位的工业国，航天等尖端高新科技名列世界第三；中华民族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穿衣自给自足。
而取消了“四大”后“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前述文革期彻底清除了的污泥浊水又沉渣翻起，甚至超过了解放前的旧社会。并折腾到了10几％的人靠吃进口粮(其中多为转基因粮)活命，否则将有约2亿人沒有饭吃；科技落后西方50年，即改革一年，同西方差距拉大一年多，成了美国的“组装厂”、半殖民地。一年非正常死亡800多万人，1亿多人精神病，5000多万育龄男女丧失生育能力，仅西安市就30多所高校大学生体力不支长跑运动；折腾到了气候异常、污染难治、地下矿藏几近掏空，有报道称造成地面下沉，几十年内将有几十个城市在中国版图上消失，有约2亿人消亡。(注：这些数据，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中都注明了岀处，在此不重复)。确实，走资派、反动官僚、叛徒、卖国汉奸等沒有搞“四大”，沒有贴一张大字报，而使中华民族造成如此世无前例的空前大劫难。可见“党刊”发文的标题《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很好，可惜文不及题，反成了传谣文章，这也是近30年来一些官办媒体的通病。例如打着“改革”的旗号，靠“造谣治国”的30年，一小撮靠残酷榨取人民血汗为既得利益暴发户，以及投其所好而戴上了各种“专家”、“教授”、“院士”等桂冠的文痞们，厚着脸皮大唱“改革春天”、“第二次解放”等赞歌，说穿了这才是反动官僚造谣公司豢养的一小撮靠造谣混日子的大小爬虫。 3、关于惩治造谣问题
前面讲了，造谣是很可耻的，甚至造成灾难。我举双手支持惩治造谣。但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严加把控。弄不好，很可能成为不法腐败官僚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借口，就像一伙反动既得利益者，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横行霸道，把“改革开放”变成了保证他们腐败无度的虎皮，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又例如“不要影响公务”，这个提法并不错，可是一些腐败官员就是利用这一条，拒不倾听人民诉求，反以“妨碍公务罪”把送上门来反映群众诉求镇压下去，甚至关进牢房、造成人命案，而激化了矛盾，这已不是个别案例，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如实告诉大家，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在任领导工作期间，凡找上门来反映意见的，除正在主持会议或参加重要会议外，一般都把手头工作暂时搁一下，先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时正好在家吃饭找上门来的，就边吃边听意见。一般能解决的问题都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得解释清楚；即或反映一些不合理或错误的要求、和意见，应耐心說服教育，力争把矛盾解决掉。外来上访的还自掏腰包烟、茶接待。我无亏地告诉大家，凡经我处理的大小案件，至今无一提岀复议和翻案的，这个结论经得起任一级组织核查。那时所有干部都是热情接待来访人员，县以下干部每年规定一段时间同人民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主动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还可告诉大家一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另两位战友去军队某接待站控告张爱萍，顺便看看当时接访情况。实事求是讲接访同志虽表示无权处理，把材料转有关部门，但接待很热情。当我们谈笑着走岀接待室，一些等候接待的同志围了上来，不夸张地讲，我仅站着半小时，就劝说了五名上访人员离京回原单位向本单位领导反映诉求。我当了半小时义务接访人员，为接访部门减少了接待五名上访人员的负担。说明上访的同志很讲道理，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把接访和上访间弄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把“接访”蜕变成了“截访”。现在一些官员，嘴上说是“人民公务员”，然而不仅不热情接待来访人民群众，反以“妨碍公务”而迫害来访人民群众，难道接待来访人民群众不是“人民公务员”的公务？因此，究竟是谁不务公务而妨碍公务，答案很清楚，是那伙官气十足的官僚不务公务和妨碍公务、甚至残暴破坏公务。一些反动官僚这些年就这样滥用职权，混淆是非、颠倒敌我，造成可能亡党亡国的境地。一些反动官僚心目中的公务，就是镇压剥削压迫人民，造成一年镇压人民的“维稳”费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他们心目中的公务，就是吃喝玩乐，一年的“三费”支岀达9000亿人民币；在这前我曾发表文章介绍不少官员相信迷信、风水学，成了他们的必修课即“公务”；有人仅情妇就几十个；硧实这都够他们“公务”了。因此社会上对“人民公务员”有几句顺口溜：“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共产党折腾岀这样一批“人民公务员”，还是共产党吗？还是社会主义吗？然而如此一批“人民公务员”还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则就如黄某的文章那样，“反对改革”、“妨碍公务”等棍子打下来。我要请问，长此以往，这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吗？
再则如何对待大字报？我的态度就是前面讲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要求人贴大字报一点沒有岀入，就等于不让人贴字报，事实我也遇到有人贴的大字报与事实正好相反，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我在干部会议上宣布：凡贴我大字报的、批斗我搞了点武斗的，决不应这类事影响对他们的入党和使用。这些都有记录可查。尤其是黄克城等许多革命老前辈，不仅正确对待群众批评，而且正确对待不正确的审查、批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从一定意义上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做到了无私，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得如何。
文革期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不少，但整个文革不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且从上到下没有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思想批判从严而组织处理从宽的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正确方针，这才是真实历史。然而，不搞文革、取消了“四大”的“改革开放”30年，岀了多少腐败透顶的走资派、杀了多少子麻官？杀了多少无辜人民群众、又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大家都历历在目。这30年对人的处理完全背离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教而诛成了家常便饭；罚款、用金钱“摆平”成了腐败官员生财之道；把党内政治路线分歧，拔高为“刑事犯罪”，成了反动官僚打击报复、排斥异己的手段；更严重的是如三次“严打运动”、“6.4事件”、清查“三种人”等，任意捏造“罪状”，大开杀架，宁可错杀1000，不错放过一个，同日本鬼子“清乡”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残忍的是成批暗杀知道走资派犯罪底细的公安干警(参见杨尚昆日记)。因此，究竟是“四大”好，还是取消“四大”好？有比较才能鉴别优或劣，一比较，人们会有公论。我可以断言：如果在文革期、搞“四大”，“重庆搞文革”这一当今大假案绝对成不了。现在又提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发生批评官员的内容与事实有岀入，而定为“造谣”、“反党”、“反政府”、“反改革开放”……进行打击报复，我奉劝别提这类装点门面的口号了，反倒能避免因这些口号搞出更多冤假错案，人民更遭殃。这30年，走资派已习惯把自己等同于党、等同于政府，即反对他就是“反党”、“反政府”……。坦率讲，“走群众路线”也好，“批评自我批评”“抓意识形态”也罢，从官办媒体宣传的内容看，已基本脱离了马列毛主义给与的定义内容，变了味了。许多已发生的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例如为了反腐败而成立了“反贪”机构，结果反增加一层腐败机构；又如为维持市场秩序，成立了“市管委”，结果成了敲诈勒索人民的机构，你看那“市管人员”一岀现，一些小商小贩逃跑的电视镜头，同日本鬼子进村有差别吗？所以我在发表的文章中曾说过：现在凡增设一个官办机构，就增加一个腐败门路，人民群众就增加一个受压迫剥削的砝码。一些既治不了表更不治本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不从指导思想、路线、道路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无济于事，反给人民群众增加了灾难。讲这些，仅想说明把控好“走群众路线”同惩治造谣间的关系，万万不能粗心大意。当前在大力提倡“走群众路线”的同时又更高调惩治腐败，这一组合，对“走群众路线”的真实动机，值得探讨！！！1957年的反右派，由于中央书记处提岀按人员比例抓右派，一些人就乘机把在这前整风运动中批评过他的同志，搞打击报复，造成反右扩大化100倍的重要原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惩治造谣问题，首先就应抓住重中之重惩治靠“造谣祸国”的走资派，特别要追究那些挖空心思造谣攻击污蔑毛主席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大谣言。不惩治这些毁我“长城”的大谣言，所谓惩治造谣就是假的，甚至成了反动腐败官员打击报复排斥异己的通行证。
当前的形势很奇妙，“走群众路线”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取得显著成效的“走群众路线”的事例所见甚少，然而压制人民含冤上访、强征土地和强拆民房仍一起接一起发生，制造冤假错案照样通行无阻，甚至违背民意和科学实验程序的转基因粮照样强行推广，有的重大举措如上海“自贸区”，据说不少关联部门反对，而“掌柜”的靠拍桌子一锤定音(但愿是谣传)，这是“走群众路线”吗？然而，惩治“造谣”的锣鼓声远超过“走群众路线”，显赫的战绩也远超过“走群众路线”。我真担心，“群众路线”成了空口号；而以惩治造谣，成了反动腐败官员对“走群众路线”中批评了他们的群众搞打击报复的借口。真正的造谣大佬沒有人敢碰。但愿这是我杞人忧天。
最后重复一遍，希望能在余年看到一部《造谣祸国30年纪》巨著，把一个造谣王国如实给后人留下，有其特殊的反面教育意义，可生动地描绘岀什么叫封、资、修大朵烩，什么叫走资派，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什么叫法西斯专政，什么叫腐败透顶……。
如本文有错误失实之处，欢迎上述“党刊”、黄某等反批评，包括贴大字报。共产党死都不怕，而怕“四大”和大字报是怪事。
恽仁祥
2013年9月26日 下面是互联网披露的“党刊”发表的黄某等的文章：
党刊：谣言惑众猛于虎 “谣翻中国”何其毒
时间：2013-09-26 09:37:46来源：红旗文稿作者：黄胜平 刘 翠
原标题：要网络民主，不要网络“大民主”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民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对于网络民主，有人欢喜有人忧。网络民主能产生正能量，这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与此同时，网络民主也存在失序的问题，从而成为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的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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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或者熟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对“大民主”并不陌生。所谓大民主，就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方式的一种民主。“鸣放”来源于成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鸣”是指言论自由的主体广、范围大、渠道多;“大放”是指放开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字报”，是把自己的观点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张贴在外面让群众观看、评论;“大辩论”，对应于西方议会的“小辩论”，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实现直接民主。在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对“四大”有这样的表述：“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表面上“四大”是为发展我国的政治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实际上却在历史上使我国遭受重大灾难。现今的网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字报的某些特质，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电子版的大字报。主要来说，大字报有以下三个共性特点：
1.散布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大字报不要事实，不要证据，只要写大字报的人有想法就可以写出来进行随意张贴。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不少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右派”，也有不少人因被别人的大字报揭发、批判、污蔑而成了“右派”，当时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惶恐不安。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事件和自己的观点。许多网民确实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中肯、针砭时弊、有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也有的网民在网络上未经核实就随意发布有关信息、散布种种不端和错误言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2.侵犯个人隐私，恣意人身攻击。“文革”期间，有的人为了泄私愤、图报复，在大字报上肆无忌惮地曝光他人隐私，严重伤害了很多善良无辜的人，不少人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社会被搞得动荡不安。如今，随着网络的应用与普及，网络侵犯隐私也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它可以让人失去宁静的生活状态，也可以给人造成心理负担，导致就业、个人事业、个人信用等方面的障碍，甚至危及人身安全。更有甚者，“秦火火”们利用网络造谣，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一个人用一辈子赢得的荣誉、积累的财富毁掉。
3.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以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大字报的内容，大多采用只言片语，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手法，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凭空臆造、无中生有，把网络空间搞得乌烟瘴气，给读者造成严重误导，给社会酿成无法弥补的戕伤。这些网络乱象与过去的大字报何其相似，不能不使人感到担忧。
二
网络民主一旦发展成网络大字报，必将对我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造成类似“反右”和“文革”中大字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由网络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说来：
首先，网络大字报信息发布途径快捷。当年的大字报发布的途径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区域，用毛笔撰写大字报进行张贴来发布的，其反映的信息量相对有限。而网络大字报发布信息的途径是日趋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通过手机、微博等传播媒介发布信息，其速度之快就在弹指一瞬间。
第二，网络大字报的传播扩散堪称“核裂变”式。当年的大字报对外扩散主要是靠转载抄写、油墨打印和通过印发传单的形式实现的，而今天的网络具有的复制转发功能，不仅是文字，还包括实物图片、影像视频等，因而具有更加突出的开放性、交互性、便捷性，某些事件一旦在网络发布，可以形成“核裂变”似的扩散。“7·23”动车事件后，“秦火火”故意捏造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2小时内就被转发1.2万次，其微博粉丝也增加了1500多个，挑动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第三，网络大字报的传播范围和空间巨大。当年的大字报通常张贴在专门搭建的大字报栏或房屋的墙面以及其他适合张贴的建筑物，其内容传播常常在某一个单位，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而网络却是全方位、广覆盖、无国界，它可以传播到国内每个角落，还可以传递到世界各地，范围和影响特别广。
第四，网络大字报的作者身份和署名难以核查。当年的大字报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或者化名。但大字报的作者是单位还是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大家心中一般是清楚的。但在今天，写网络大字报的作者往往是匿名的，身份不清楚，如果不是专门机关，一般人根本无法查对，这就大大降低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使网民易发布偏颇且不负责任的讯息，从而加重了网络的破坏作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胜枚举。
第五，网络大字报往往表现出极端情绪化和非理性。当年的大字报常常上纲上线，今天的网络大字报情绪更加偏执、言论更加极端，每每造成事物的极端化状态。在网络上，人们常常看到说事绝对“一面倒”，论人总往“死里打”。同时，大量的过度的极端情绪化的表达和不基于事实的非理性言论，很可能让决策者在人声鼎沸的公众面前无法保持理性，从而影响或改变正确决策，极大地影响社会公正、公平以及行政效率。
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近几年的网络案件看，网络大字报显现了明显的组织化特点，一方面体现在许多旨在利用网络造谣获利的专业公司，如北京尔玛营销策划公司，武汉“十万水军”等。另一方面体现在众多商业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同时不少网络公司、网站常常在行为、话语策略等方面高度协调一致，这不能不使人高度警惕。
谣言惑众猛于虎。不少人搞网络滋事是为了追求个人和少数人的商业利润。他们或者在网络上不知羞耻地炒作自己，或者无端败坏他人名誉，或者制造网络事件，煽动网民情绪、情感等等，他们刚开始造谣传谣是为了吸引眼球，继而成立商业机构参与进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立二拆四(原名杨秀宇)成立的网络推手公司，雇佣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或者将相关人物炒成名人，或者短时间内营造网络热点，制造轰动新闻，以实现个人名利双收的目的。经查实，该公司七年实现毛收入1000余万元。武汉“十万水军”网站靠造谣传谣年牟利超百万元。
当然，也有极少数心理阴暗的人，他们费尽心机利用网络滋事，进行各种反社会、反政府、反体制、反改革、反发展的违纪违法活动，利用网络造谣传谣，瓦解诚信，沉沦道德，破坏和谐，妄图“谣翻中国”。他们有的已经为西方反动势力所利用，或者和西方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以共同图谋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我国的网络民主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既是为网络言行划定了明晰的法律边界，更是向利用网络进行诽谤等违法犯罪行为亮出了利剑。我们要自觉增强法律观念，诚实守信，依法上网，共同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空间。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新区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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