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也受药企营销渗透
英国《金融时报》 安德鲁?杰克 伦敦报道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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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行业营销对医疗实践的影响有多大？新近一项针对该问题展开的突破性研究表明，在美国，拿过药企的钱、受过药企款待的医生，在处方中开出这些药企产品的可能性要比无此待遇的医生高出一倍多。研究人员在对33.4万名医生展开抽样调查后发现，一名医生在处方中开出12家领先药企药品的几率是13%。而在19.3万名拿过药企餐费、演讲费、咨询费或其他费用的医生中，这一几率攀升到近30%。按照美国监管部门和解案的要求，这12家药企近期公布了一些数据。研究人员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得出了上述结论，而这一发现无疑将重燃药品激进营销边界问题的讨论——激进的药品营销是否会使病人承受不必要的昂贵治疗并受伤害的风险。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雷迪管理学院(Rady School of Management)的约瑟夫?恩格尔伯格(Joseph Engelberg)、克里斯托弗?帕森斯(Christopher Parsons)和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公共卫生学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纳森?特夫特(Nathan Tefft)在本月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表示：“我们的发现应该成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在接受医疗建议时要考虑一下医生受到的外来影响。”
在他们的研究结果发布之际，正逢世界各国在重新审视医药行业的营销实践，既包括中国针对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赛诺菲(Sanofi)等药企发起的腐败调查，也包括上月美国监管部门与辉瑞(Pfizer)最终达成的4.91亿美元和解案。论文作者分析了ProPublica网站根据公开披露信息编制的2009-11年间医生收受报酬情况，并将其与这些医生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处方报销记录做了比较。联邦医疗保险计划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目前药企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做营销和医疗活动，包括请医生吃饭来展示药品信息，付钱请医生为有开处方资格的人做演讲，以及资助研究项目等。研究的样本显示，美国每名医生收受的年均资助仅为1700美元，但有些“关键意见领袖”的医疗专家每年收受制药行业资助却高达数十万美元。译者/倪卫国 巴克莱Libor操纵案为何惹众怒？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迈克尔?斯卡平克
为什么有些企业丑闻比另一些丑闻更加令人感到愤怒？巴克莱(Barclays)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企图的确可耻，但葛兰素史克(GSK)的行为无疑要恶劣得多。巴克莱的交易员企图破坏Libor和Euribor（欧元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鉴于许多金融合约以这两种利率为基准利率，巴克莱的行为可能已然造成严重后果，尽管没人确切知道谁受到了影响。相比之下，GSK罪行的受害者是显而易见的：那些遵医嘱服用抗抑郁药帕罗西汀(Paxil)的儿童。研究显示，一些服用帕罗西汀的未成年人产生了自杀想法和自杀行为，但GSK却隐瞒了这一研究结果。此案的细节令人吃惊。美国检方指控称，GSK为推荐帕罗西汀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提供豪华旅游。GSK让人在期刊上刊文，刻意淡化该药的风险。它还企图误导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不让后者掌握到底有多少青少年在研究试验中因服用帕罗西汀而做出伤害自身的行为或企图自杀。
面对上述指控及与其他药品相关的指控，GSK本月承认自己存在过失，并同意支付30亿美元了结相关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医疗欺诈和解案，其和解金几乎相当于巴克莱Libor操纵案和解金的7倍。然而，国会并没有对GSK的老板们进行带电视直播的质询，GSK的首席执行官并没有被迫辞职，公众也没有过分关注此事。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是，GSK的多数不当行为发生在2003年之前，而在5年后的2008年，安德鲁?维迪爵士(Sir Andrew Witty)才被任命为GSK的首席执行官。维迪爵士大幅调整了美国业务，撤换了管理人员，公司对销售人员的奖励也不再与处方量挂钩。此外，与银行不同，制药公司并未将世界拖到金融破产的边缘。然而，其他银行业丑闻也没有像Libor操纵案那样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尽管在Libor操纵案中，人们又一次轻松地找到了受害者。几乎就在Libor操纵案曝光的同时，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宣布，巴克莱、汇丰(HSBC)、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向中小企业不当销售利率对冲产品。在此之前，英国爆发了支付保护险(payment protection insurance)丑闻，美国也爆发了同样的丑闻。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 Financial)本月被勒令向客户退还1.4亿美元资金。这些客户中，有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第一资本金融代为购买了支付保护险，有些人受到第一资本金融误导、为防范残疾或失业购买了该险种（尽管他们当时已经处在残疾或失业状态、因而无权购买该险种）。Libor丑闻引起的公愤为何远比其他丑闻强烈？是因为与其他银行业丑闻或不当销售药品的丑闻相比，媒体对Libor丑闻的报道更多吗？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尽管以上种种丑闻在英国《金融时报》中都得到了充分报道）。但新闻机构提供给客户的内容，恰恰是他们认为客户会感兴趣的内容。Libor事件引起如此强烈公愤的原因之一是，它曝光了内部人士的秘密世界。英国的另两宗丑闻同样如此：一个是议员的报销问题，另一个是小报记者的电话窃听。在这三宗案件中，当事人都是明目张胆地从事不当行为。巴克莱操纵Libor的人员在交易大厅里大声叫嚷着他们的指令，其他银行显然也卷了进来。同样的开销，国会议员们可用公款报销，选民们却不得不用自身收入支付；国会制定的资本利得税，议员们可通过操纵自己的住房安排来避开，普通房屋业主却不得不承受。数百人的电话遭到窃听。内部人士清楚这些事情，而公众从未去怀疑。发觉那些人欺骗你已经够郁闷的了；如果知道他们在欺骗你的同时还在嘲笑你的天真，那种感觉就更加不爽。GSK的罪行可能很严重，但悲哀的是，制药公司强推不合适药品、操纵研究结果和款待医生周末去花天酒地的做法并不新鲜：这些做法应该受到谴责，但它们并不令人意外。银行的不当销售同样如此。它们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对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来说，不为人知的企业不当行为似乎是正常的。其他人都在这么做，管理层似乎也在鼓励这类行为。需要有一个勇敢或曰鲁莽的人站出来问一下：如果外界知道我们的勾当，会发生什么？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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