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发改委高梁：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发改委高梁：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核心提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人口变化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松林新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由南海出版社于近日公开出版，直接回应《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的结论。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批驳“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专著，由乌有之乡书店首发（正在预售）。该书用事实说话，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此文是顾准之子高粱为这部广受关注的著作所作的序言。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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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林先生所著“真相”一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建国后最初的十年里，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威望。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加上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从1959年底开始，饥荒向全国蔓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开始好转。
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在严格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尝过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娃娃也已步入老年，但它留给全社会的创痛记忆至今难以消退。
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因为每个“过来人”的经验都只是局部，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饿死几千万人”。要准确还原当时的真相，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具备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书作者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一位严肃的学者，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大量阅览有关文献，遍访各界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估算，因统计资料的不足与杂乱而倍感困难。从1000万到4000万，越估越高。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第一栏是年底人口数，第二栏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理论上，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即两栏数据必须吻合。根据第一栏，1960年、1961年年末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1000万、-348万;第二栏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推算，1960年、1961年则分别比上年增长-305万、250万。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且第一栏反映的人口净减少数字触目惊心。
实际上，1955年-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年、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地认为政府部门“造假”是不严肃的。不搞清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年-1980年期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这样，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六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治国经验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作者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3000万”之说，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极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走什么道路，关系到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这是一场思想领域中正本清源的斗争。
1958年仓促推广的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包含多项内容的“制度创新”。其中，“一大二公”(公社核算、无偿平调)和“消费集体化”(集体食堂)，脱离了农村的实际，违反了基本的经济社会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要对当时的实际生活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客观地分析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机理。1958年-1959年，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得以实现，基本原因是公共食堂体制。农民口粮由公共食堂保管，上收容易返销难，造成农民口粮呈减少趋势甚至断粮。1960年上半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一些地方干部隐瞒本地实情，甚至阻拦农民外出逃荒，使得局部地区的灾难被放大。
“大跃进”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部分基层干部对上盲目服从，工作简单粗暴，官僚主义滋长，迟滞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政策的调整。从1960年起，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国务院组织紧急调运粮食，确保城市供应;尽力组织农副、工矿产品出口，出售库存金银，紧急组织粮食进口，相应压缩工业基本建设。1961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广大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一起为纠正错误、扭转困难而奋斗。从1961年起，国家大幅调减农业税，减少粮食征购量，首先保证农民自用粮食;取消公共食堂;加大对重灾区的救济;提高粮食收购价的25%;开放集贸市场;严格票证供应制度，用“均贫”方式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减少(尽管成灾面积大于上年)。全国上下同甘共苦，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此后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原则是“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交够公粮、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按比例提高留口粮标准，不够口粮基数的国家返销”，返销即统筹救济制。口粮基数标准，依南北方特点有区别。笔者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几年里，听到最多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不让饿死一个人”。从1962年起，再没听说“饿死人”的事情(即使西部一些山区穷得穿不上裤子，但返销粮有保证)。
1962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体制，保留了“政社合一”的层级式集体经济体制。应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农村组织形式，为我国从农业国的底子起步，迅速实现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在人民公社体制稳定实行的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稳步增长，不仅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温饱和大体平等的收入，还依靠自身微薄的积累，在公社和大队范围内，兴办了初等教育、医疗、社会救助(五保户)、广播文化事业、道路水利绿化、农机服务等基础建设，富裕地区的社队工业开始起步。这一体制支持了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使得我国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还以农业税形式，将农业的大部分剩余，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了最初的积累资金。人们对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粮食的起点下，如果没有贯彻城乡的计划(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温饱的同时达到20%以上的积累率，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起飞。是那个时代的广大工农群众，在困难和挫折中不动摇，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以三十年的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甚至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英雄。
高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1月12日 杨松林：我为何要写《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核心提示：国内首部系统批驳“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专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杨松林著)近日出版，由乌有之乡书店首发（正在预售）。该书用事实说话，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推荐语：
天灾?人祸?三年就真的饿死3000万?
据实说话，去伪存真，精准驳斥“饿死3000万”这个弥天大谎的第一书!
全面、客观统计和分析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原因，还原历史真相!
用简洁、科学的方法拆穿那些国内外所谓“权威专家”之流，是如何把非正常死亡人数奇迹般扩大10倍的!
书名：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
作 者：杨松林
出 版 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定价：59.8元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作者自序
作 者：杨松林
2009年春在北京碰见浙江大学的河清先生，他说他在主持编写一套丛书，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困难时期”死亡问题的书。我答应了，写了大约10万字。这套丛书没出，也就没往下写。此后虽然一些朋友说这个课题很重要，但觉得出版困难，一直没再动笔。
2011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
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说法有很多。
开始说是有“特权阶层”。实际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苏共总书记与普通劳动者工资差别不过数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几无差别甚至倒挂。而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阶级斗争说”显然说不通!
后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最终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苏联人均国民收入1980年已达到9554 国际元，美国是11528国际元。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西方国家刚经历70年代焦头烂额的“滞胀”，80年代年均增长不过两个多百分点，比同期苏联还低。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
最新说法是，一党执政不民主，垮了台。可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有点靠谱的说法是，“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斗法烧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烧卢布——这倒真会耽误改善民生。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
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当人们知道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时，晚了!
想到这里，已经不是这本书该不该写了，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写了。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已经有很多专家就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牌子亮出来让人景仰：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前公安部三局户政处的公安干警、《炎黄春秋》副主编……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层层加码”，一开始结论就是饿死了几千万。连令人尊敬的某农业领域专家都在《广州日报》上证明当时饿死4000多万人，还说是“亲眼见”!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承认仅1960年就比1959年年末人口少了1000万。
专家、名人众口一词，自己还有研究的余地吗?
等我深入进来后发现，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专家们推荐的基本计算方法是：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年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这个算式虽然有毛病，但大致能自圆其说。用“官方数据”和这个算式能算出几千万“非正常死亡”吗?
实际一验算会发现不能!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当年死亡人口=当年年中人口×当年死亡率
代入《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1959年—1961年全部死亡人口为3600万。这个数字竟然比很多学者给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少!
问题在于这还要减去“正常死亡人口”。1956年—1958年是“正常年份”，如果把这三年总计死亡的2143万作为“正常死亡”，那么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600万-2143万=1457万。也就是说，真的回到规范计算方法和官方数据上，没有人能计算出超过1500万的“非正常死亡”!
这些专家尤其是外国人口学专家都不是白当的，都清楚规范的计算方法和可应用的数据，但他们怎么依然不约而同地往更大数字上想呢?
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
1983年中国第一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第二年又减少348万。两年累计比上年减少1348万!要知道，此前每年年末人口都比上年多出1200多万。这意味仅这两年人口就比“正常年份”少了不下3800万。还有1959年呢?传说河南信阳、安徽阜阳“饿死人”主要是那一年!
减少的人口肯定是死了，这还要加上出生的。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算式：
当年死亡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年末人口-上年年末人口)
就是说1960年死亡人口=1960年出生人口-(-1000万)。《中国统计年鉴》上1960年出生约1400万人。这样一计算，1960年有2400万人死亡，减去一年715万“正常死亡人口”(1956年—1958年死亡人口的算术平均)，仅仅1960年一年“非正常死亡”就接近1400万，还有1959年和1961年呢?
这让人不往“饿死3000万”上想都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就面临一个难题：按照人口统计学规范计算，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能算到1500万。但从年末人口减少的数量上看，这个数字应该起码有3000万。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了揭开“真相”，他们另辟蹊径，各显神通。
说实话，为了搞懂这十几个中外专家究竟怎么算出几千万的数来，昏天黑地搞了一年多， 90%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等到搞清楚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又让我啼笑皆非。
三年总计3600万死亡人口是研究的最大障碍，几个外国人口学者这样解决了问题：
1982年刚成立的中国计生委搞了一次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他们发现1953年—1964年间，调查推算的出生人数比《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登记出生人数多出5000多万来。在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只要“出生人口”因婚育调查增加，死亡人口就会以同样幅度增加。超出登记的出生人口部分属于“漏报出生”，超出的那些死亡人口自然属于“漏报死亡”。他们推算的死亡率比登记的死亡率高出近一倍来。这样，死亡人数太少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计算“非正常死亡”(外国专家们用的是“超线性死亡”，含义差不多)还要很多步骤，但是研究进行到这里时他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漏报出生”是什么意思呢?是“孩子出生了但一直没登记户口”的意思。意思不错，会发生吗?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每年会有数百万孩子的家长坚持不给孩子登记户口吗?是个中国人就知道，肯定不会!别说那时候没户口就没粮本没布票没……没法活，就是现在没户口也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如果有，那一定是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亡的婴儿。这些人确实生了一次还死了一次，但一定与“饿死3000万”无关!
外国专家津津有味地计算了半天，没考虑到算的是中国孩子。当然，人家毕竟是学者，一头雾水以后，法国人口学家说得很中肯：“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一一指出这些学者论证的错误篇幅太长，但有些研究还是值得说说的。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下简称《墓碑》)在中国影响巨大，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在这本1100页的巨著中用“官方数据”计算出“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读完《墓碑》我惊讶地发现，杨先生从头到尾没有用“官方数据”“计算”出3600万。他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的结论。他的3600万是通过在王维志同志的研究上加码实现的。爱“求甚解”而不“好读书”的流行文风让人惊叹!
问题在于，做过公安干警的王维志同志的算法更不靠谱!
王同志怀疑当年的同事们“造假”，于是把1961年的年末人口“减掉”1500万，再把1959年—1961年三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减掉”1361万。然后代入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计算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万。
且不说王同志自创一组人口数据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位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业的毕业生、社科院人口所的专家用的是个“不等式”!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但是代入《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人口数：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用“年末人口-年末人口”计算，1960年比1959年少了1000万，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计算只少了305万。同样算法1961年没有比上年减少348万而是增加了250万。关键是，1955年—1980年这两组数据年年相差几百万。也就是说，如果实际运算，只能把这个算式看作不等式。
如果坚持认为是等式，就会计算出这样的结果：1964年死亡人口=2733万(当年出生)-1327万(比上年增长)=1406万。减去700万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706万。按等式计算,1962年—1964年的三年能算出约1500万“非正常死亡”来!
先不说为什么人口统计数据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起码在搞清楚以前不能把这个实际的不等式当作等式来用。但是这个不等式不仅王维志同志用了，其他几个专家包括外国专家也用了。
起码有三个学者另行设计了计算“非正常死亡”的新算式。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些算式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把算式一推演，发现他们算的根本不是什么“非正常死亡”而是别的东西，甚至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也就是看了他们的研究，才对自己没学过高等数学就胆敢研究这个问题有些释然。
开始我还是尽量用学术文风分析评论这些研究。当注意到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靠违反人口学、统计学基本规则，不是靠没有统计意义的人口数据或者编造、挑选人口数据得出结论时，慢慢感觉自己在干一件 “脏活”，文字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如果读者对第一编调侃的文风不喜欢，在这里先道歉了。
恰好2011年初再次动笔时，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一篇文章，觉得孙老师的分析逻辑周延、事实清楚，就设法与他联系。后来在郑州、北京、济南、徐州见了几次面。通过讨论，对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情况有了信心。
人口统计是一个尽量反映人口实际情况的活动。这项工作既牵涉到统计的方法的科学性、手段的完备性，还牵涉到迁移漏报、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严格来讲只能逼近实际而不会等于实际。死亡问题研究是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原理，对户籍登记、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种人口数据(包括国外同类国家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历史原貌为基础消除各口径数据之间的矛盾，找到一组最逼近实际的数据。
不少研究者对饥荒期间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广泛、大量的调查，访问了当事人，写出了很多感人的情节。我对这些专家的努力表示钦佩，并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时期发生过大量饥饿至死事件的判断。但我也清楚，经过挑选的个别加起来不等于整体。我在信阳、驻马店、南阳、安阳等地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两个：一是确认一些地方确实发生过死于饥饿的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安局和民政局工作人员，尤其是当年从事户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当时户籍管理规定和实际管理情况。这里，我对信阳市党史办、统计局，光山县党史办，新县公安局和遂平县民政局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感谢。
研究人口问题首先要了解户籍管理办法，了解人口数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1982年前，《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登记得到的。基层户籍管理部门对居民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并以此增加或减少户籍人口。数字逐级汇总形成全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据实际登记的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推算出来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径外，还增加了普查当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一般认为，人口普查的数据更接近实际人口情况。这样，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对户籍登记得到的人口数进行修正。
依据以上方法和数据，在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我最终推算出的数字是：
1960年—1961年并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
这里，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按照1959年—1961年前后年份死亡人口为标准，这三年死亡人口多出了350万～400万”的意思，也被称为“超量死亡”或“超线性死亡”。至于这数百万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并不能依靠上述研究作出判断。如果根据这期间农作物大幅减产、记载和回忆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和因饥饿死亡而判断这些人的死亡与饥饿有关，我认为判断是客观的。
在调查中很多人回忆说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扛不住饥饿而死亡。通过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数可以证实这种说法。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40岁～64岁各年龄段人口数比1953年增加20个左右的百分点，但65岁以上人口却比1953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同时，东北、山陕、东南一些受灾较轻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而豫、皖、鲁、川、甘等饥荒严重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减少了一二十个百分点。这就可以证实饥荒严重的地区60岁(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超量死亡比较多。把灾害较轻省份的增长率作为65岁以上人口“正常增长率”，那么全国65岁以上人口比“正常”减少了300万左右。表明350万～400万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因为60岁以上老人的“过早死亡”。
一个哥们儿在知道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嘲笑说：“你就算研究出没死3000万而是死了2700万，有意义吗?”当然数字不是2700万，但超量死亡三四百万也是执政者交代不清的事。
在大家忙着减肥的时候让人认识“因饥饿死亡”是件困难的事。
可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要回到历史的环境中，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认识。
50年代全球人均粮食产量250公斤左右。90年代初，全球人均产粮突破360公斤，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这个指标。人均产粮360公斤时中国人感觉吃饱了。现在议论五六十年代尤其是饥荒时期中国人肚子的事，就必须注意在当时的人均产粮情况下，肚子会有什么感觉和感觉造成的结果：
1949年中国人均产粮209公斤，新中国成立前收成较差年份也是这个水平;而印度80年代人均产粮徘徊在200公斤～220公斤上下。
中国饥荒史研究表明较大饥荒死亡人口在千万以上;艾奇逊回忆说民国时期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里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印度每年会有400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预期寿命为35岁，“人过七十古来稀”。印度这时期也是这个水平。80年代印度人预期寿命比中国少10岁。1980年，印度人口死亡率为12.6‰，中国是印度的一半。
以上数据表明，人均产粮在200公斤上下的时候，无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还是80年代的印度都会有数百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尤其是老人。
1960年—1961年中国人均产粮212公斤。
当然，即使人均产粮超过360公斤，也难以避免因饥饿而死亡。登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中国网站就会看到：
2007年，全世界每6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每天有25000人因饥饿丧生。一年有1000万!
列举以上数字并不是为当时的政府开脱，本书第三编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赞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出这样的背景是让忙着减肥的人读这本书时找到点感觉。当然，也希望能把那支枪的枪膛里的火药抠掉一点儿。
本书第一、二编涉及大量算式和数字，很多人读起来会觉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没有办法，因为离开这些内容就写不成这本书。
本书第二编主要是引述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伦大学的王星博士在统计学方面给我以很大帮助，魏亚洲和吴维平老弟对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杨松林
2013年3月15日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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