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阿拉伯之春再一次给比较健忘的中国人送来及时雨
宋鲁郑：埃及清场悲剧再次验证民主困境埃及被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取得成功时间最短、代价最小的典范。然而在历史上第一位通过公正、公平、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穆尔西任职一周年之际却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再次上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闹剧。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场政变竟然得到了西方的默许，甚至西方还在激烈争议:这算不算军事政变。大概是受西方的影响，不少海内外自由派公知居然对政变公然赞许和支持。
没有合法性的政变自然引发穆尔西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尽管如此，没有人敢想象军方会真的敢于武力对付这些抗议的平民。毕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就是专制如穆巴拉克者，也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8月14日，政变上台的军方终于武力清场。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死亡数字从死亡1人上升到278人（包括安全部队），而穆尔西支持者的数据则高达惊人的2000以上！血腥的冲突也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
最耐人寻味的是，埃及总理声称安全部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也没有使用枪弹，因为清场行动开始前就已经下令不得开枪（难道抗议者都是“自然死”？），相反，是穆尔西的支持者率先开枪，并且在现场搜出大量武器。而且特别强调警察的伤亡数字。
埃及军方如此残酷的血腥镇压穆尔西的支持者，举世震惊。欧洲各国纷纷表态谴责这起“恐怖大屠杀”，而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其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克里竟然笑容满面地出席记者会，对埃及军方主导的大屠杀毫无谴责，仅仅说了一句“悲惨的”，并不痛不痒地说“暴力不是解决方案，通向暴力的道路只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经济灾难”（但谁在使用暴力？抗议者吗？）。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提出的唯一“制裁”措施竟然是：“可能取消与埃及的军事演习”。这和美国谴责叙利亚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同。看来，受美国影响，海内外的不少公知们很快也要站在屠杀埃及平民的军方一边了。
发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迅速从喜剧变成荒唐的闹剧和空前的悲剧，实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看看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的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
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国家，经历过两次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但英国很幸运，当时欧洲大陆正在打仗，没有任何外力介入。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算起，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均二十年来一次全局性的大变动，而每一次变动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复辟。至于今天的发达国家德国、日本，他们都到了国家被毁灭的程度，最后在其他国家军事占领之下，在失去了主权的前提下才走向了民主制度。其实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了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明治维新还只是改良，是实君立宪，转型成本就已如此高昂了。
其实中国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代价更为不菲。这就是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简言之中华民国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点。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外蒙古也就是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在今天，海内外的自由主义学者们并不讳言民主转型的代价。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纲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民主，现在正在过“历史的三峡”。也就是说处于极度凶险、命悬一刻的境况。另一位自由派学者、去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他把民主化比喻成坐飞机：飞机是很危险可能会坠毁，但是因为飞机危险我们就不坐了吗？可是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飞机、过三峡的船的话，飞机坠毁、轮船沉没的时候国家不就毁灭了吗？但是他们的比喻也确实说明了，向民主转型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现在西方之所以看好印度的未来，就在于它们认为印度已经穿过三峡，中国则仍然面临着高风险。在西方看来，中国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溃、国家不解体，也要发生长期和大规模的内乱和动荡。
尽管民主转型代价高昂是历史定律，是普遍性，但仅就埃及而言，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素存在。
首先，埃及是世界上高度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革命引发的动荡双重打击下，失业率高达31%（革命前仅为9%）。不仅如此，埃及这个国家文盲率高达27%，其中妇女的比重高达69%。
虽然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搞民主，比如世界上最穷、最落后、最混乱的国家海地，已经民主两百多年了，但要想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经济基础（以及普及性的教育）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埃及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由于伊斯兰教没有发生过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政教分离运动，至今，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化解世俗化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人一票的选举，必然是伊斯兰势力获胜。过去的阿尔及利亚、土耳其，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如此。其结局大多相似。或者军方发生军事政变，进而演变成全面的内战，或者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再者，有些穆斯林社会长期缺乏妥协和宽容精神，这种国民性在革命时可以表现为立场坚决，绝不退步。却也造成当执政者做出让步，准备走向民主时，国家错过从上而下的、代价较低的转型模式，甚至在民主成功之后，采用极端手段来解决冲突。这一幕在突尼斯和埃及都反复上演。当穆巴拉克宣布不再连任、自己的儿子也不参选、任期届满之后即进行全面、自由、公正的选举时，却被民众拒绝了。结果权力被交给军方，大大延长了过渡期。随后又在穆尔西执政一年后，再次以街头革命的方式，将首位民选总统赶下台，造成全国性的对抗，终至演变成空前的血腥悲剧。实际上，这种不妥协，已经把埃及的民主扼杀在摇篮中。历史已经一而再地证明，在血泊中诞生的只有暴力，而不是民主。
最后，根据所谓的青年人指数，即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比率超过50%的国家最易发生革命，最易激进。而埃及就属于这一行列。青年人比率高，一方面可以推动革命的发生，但又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转型的动荡程度。所以日本曾有媒体根据这一条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发生革命。不仅是中国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少，而且大都为独身子女，完全能得到父辈的庇护。
透视埃及的民主悲剧，除了历史普遍性和它的特殊性之外，还应看看今天也同样处于困境中的西方。
西方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地，但到今天，以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已经全面陷入困境。截至2012年，欧元区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90.6%，整个欧盟则高达85.3%。主要国家则分别为：德国81.9%、英国90%，法国90.2%，意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腊156.9%。西方另外两个大国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日本则创下世界纪录超过240%！国际通行的标准则是，超过60%即为警戒线，再高就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相关研究也表明，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0%，该国经济增长将陷于迟滞。如果债务占GDP超过100%的话，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负担，将使未来削减财政赤字十分困难。枯燥的数据揭示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西方困境。
西方危机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它实行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当今民主制度有一个理论假想：政府是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人民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会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如果说过去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绝对公有制（即经济上均贫富）是人类已经证明失败的乌托邦，那么西方民主社会另一大乌托邦即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一人一票）的失败也正在被历史所验证。
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必须通过选举，而选举成本堪称天文数字，这又给了资本介入的契机。我们知道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如果说中国官商勾结还需要遮遮掩掩，在西方则是光天化日）。
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今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 Town》）。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
现在的立法塞满成千上万条妥协条款。1913年创建美联储的法案只有31页。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监管法）共37页。2010年新通过的银行法《多德—弗兰克法案》共849页，外加数千页的补充条款。《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的成果）超过2000页。而所谓的补充条款，就是各种条件、例外和豁免权，而掌控这些内容的人恰恰是被监管对象。
这本书得出的冷酷结论是：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地程序化。美国正如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作恶成了惯例，违法成了时髦。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
正是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面对西方民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醒悟。当代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在《金钱与权力》、《文明》后，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根源则在于作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使一代选民得以在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下过日子。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站在埃及人的立场来看，既然民主制度在西方都已经运转不灵了，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怎么可能在埃及这片完全不同的土壤中获得新生呢？
埃及的惨痛教训，对于中国实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再一次温故知新地意识到走邪路的代价。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应该走什么路，是俄罗斯以其高昂的牺牲为中国指明了方向，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又再一次给比较健忘的中国人送来及时雨。如果说2008年西方危机在最严峻的时刻，中国还会有人以西方为榜样搞宪章运动，但今天面对埃及的悲剧，相信应该不会再有重蹈覆辙的后来者了。
目前人类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国政治文明并驾齐驱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看来，中华文明将不得不再一次在世界文明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说，西方民主的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昔日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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