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抽着雪茄，寿命到挺长-----古巴的医疗
为何古巴的医疗水平堪比最发达国家？关于古巴的医疗状况，从媒体上我们不难搜集到这样的信息：
——《人民日报》利用其分布广泛的海外记者站调查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调查各国的免费医疗制度。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全世界只有古巴一个国家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在古巴，任何国民在看病时均无需缴纳任何挂号费、医药费、手术费等各种费用。
——古巴的国民健康状况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2007年古巴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8岁和80岁，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6‰和7‰，各项指标均达到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更有说服力的比较是，古巴的这一系列公共健康数据全部优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2007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99岁，比古巴低0.27岁；新生婴儿死亡率为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7.6‰，均高于古巴。早在1982年，美国就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古巴的医疗体系不仅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可以与很多发达国家一比高下。
——古巴10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6.2名医生，7.9张病床……这些数字在世界上也是名列上游的。古巴全社会已能做到“哪里有人民，哪里便有医生”。古巴在争取实现“让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的努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巴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已跃身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古巴的医疗水平之高，举世公认。现在，就连一些美国和欧洲人都借到古巴旅游之机而到古巴看病，甚至作大手术。古巴在眼科、矫形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神经外科治疗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在骨髓、心脏、肺、肝、肾、胰腺等器官的移植手术都比较先进；在神经外科治疗方面，古巴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治疗帕金森症、早老性痴呆症、脑血管堵塞（梗死）、儿童神经系统惊呆症等１０种神经外科疾病方面，古巴都取得了成绩。 ……特别是在各种疫苗研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古巴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成立于１９８６年，目前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重组法、干扰素、人体转移因子、重组表皮生长因子和重组链激酶等许多技术和生物制品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艾滋病疫苗研究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在细胞工程、组织细胞培养、蛋白质分析、基因工程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主要有诊断和治疗肿瘤的单克隆抗体、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抗癌胚抗原等产品。
——2012-03-03：据古巴媒体日前报道，古巴成功研制出一种肺癌疫苗，并在一些国家临床试用中取得“喜人成果”。报道说，这种肺癌疫苗的名称CIMAvaxEGF，是古巴分子免疫中心的专家研制的。在古巴、英国、加拿大和马来西亚对800多名晚期肺癌病人的试用表明，这种疫苗能显著改善病人的生存状况。
——2012-03-08：来源于科学网的报道称，古巴专家3月6日在哈瓦那宣布，古巴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已在老鼠身上试验成功，并将在近期内转入人体试验。
——就连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治疗癌症也选择古巴。
可见，古巴的卫生事业之强大，的确令世人刮目相看，甚至令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古巴医疗水平，领先世界，已是毋容置疑。
然而，古巴人口1125万，国土面积十分狭小（110 850平方公里）、且是由1600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国，加之长期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严密封锁和挤压，故可谓是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危机中谋发展。因此，古巴谈不上特别富强，GDP也不高，也没有大张旗鼓反复不停地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古巴的医疗水平可以称雄世界？为什么古巴能成为医疗强国？其中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下列因素可以说明：
一、古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计划经济，坚持公平正义理念，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个国家可以集中地体现出来。
二、古巴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把民生放在首位。而医疗作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社区，基层，乃至“哪里有人民，哪里便有医生”，并将国家有限的财力切实用于民生，例如，古巴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连年增长，06年的社保资金已经占到全国财政预算的15%和全部GDP的11%，却不是总将“民生”“以人为本”等口号挂在嘴上，光说不练，纸上谈兵。
三、不搞特权，没有腐败。腐败是执政党的大敌，是涣散民心、涣散军心、瓦解内部堡垒的腐蚀剂，破碎剂；腐败会使特权阶层贪得无厌，利令智昏，使人民群众意志消沉，丧失信心。为保证反腐倡廉有法可依，古巴曾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并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签字，身体力行。《国家干部道德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26条戒律，而且坚决做到违者必究。正如拉赫副主席在与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宣布：由于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所以社会“安全、稳定，这里的人民具有良好身体素质，我们的国家没有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古巴没有资本外逃的现象，因为财产属于国家，所以在分配上是公平的”。
四、人们热气高，干劲大。由于社会没有腐败，分配公平，社会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这个社会极易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人们没有压力，心情舒畅，幸福感强。因而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正是在这样良好的社会环境下，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才能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人民群众才能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全神贯注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否则，一天到晚处在心事重重、提心吊胆、浮躁不安、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医院见不到钱可以见死不救、医生一心惦记着红包……的氛围之中，谁会为医疗事业真心出力流汗？那只能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实人民群众当然更包括科学家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丰富的智慧，关键是能不能将它激发出来，而企图以满足私欲或物质刺激的方法去实现，无疑是愚蠢徒劳的。中国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是何等条件？但众望所归，凝心聚力，奇迹自然变为现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社会治安，祥和的社会秩序，会使人们没有后顾之忧。难以想象，一个科学家，一个医生，还得惦记着提前下班接孩子，否则孩子不安全，还要琢磨找关系为子女上学择校，还要拉关系为子女找工作，还要七凑八借买房子，还要防范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废皮革胶囊、激素抗生素等等五花八门的食品安全问题，还要拼凑论文考外语应对晋职称，还要为申请科研经费请客送礼，还要疏通各种各样的关系，等等等等，如何安心科研？如何提高医疗水平？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18395973_1.html 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有251美元，而加拿大是5000加元，美国是8000美元。 古巴的医疗保障体系——对古巴医疗系统的不同观点 在本节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古巴医疗保障系统的效率的看法在政治上存在两种极端。因此，威廉·文特雷斯(William Ventres)将他对古巴医疗系统的看法写进了5本书中(其中一本是凯瑟琳·赫希菲尔德-Katherine Hirschfeld写的)，他认为“要想让古巴的医保系统具有现实意义是很难的”。 褒奖的观点 在2006年，BBC的旗舰新闻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将古巴的医保系统作为了系列节目“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该报道中说，“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制约着古巴人民生活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条条框框，古巴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可谓是一团糟：人均收入少的令人发指，各种资源也异常的吃紧。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医疗保障依然是全国的最优先事务。”报告指出，那时古巴的人均寿命和新生儿死亡率几乎和美国相同。该国的医生/病人比例甚至比任何西欧国家都要高。然而该国的人均医疗消费却只有251美元，比英国的人均医疗消费的十分之一多一点。报告得出结论，古巴这令人可敬可叹的医疗系统是维持卡斯特罗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一项由盖洛普(the Gallup Organization)的哥斯达黎加子公司(Consultoría Interdisciplinaria en Desarrollo)发起的民意测验发现，大约四分之三的古巴本土国民在被问道“你是否对你们国家的医保系统有信心”时，均给予了正面回答。 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曾说，“古巴应当遭到别国的嫉妒”，并补充道，与古巴那相当有限的生产能力相比，其所取得的社会发展的进步不能不说是令人瞩目的。“古巴向世界的其他国家证明了，即使自己手中的资源很少，只要愿意去专注于这些事业——医疗、教育和文化普及，也一样能收获很多。”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一个非官方的基金组织对古巴2000年的医保系统进行了评估，它将古巴评价为“一个关于公共健康的力量的灿烂夺目的例子，它通过实施预防性医疗和对医疗资源的精心管理，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健康面貌。”世界银行主席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也于2001年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年会时，对古巴的医保体系给予了赞扬，他说“古巴在国民教育和健康方面确实做的很出色”。美国驻哈瓦那联络代表处的前负责人，韦恩·史密斯(Wayne Smith)承认古巴人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确实“有着极大的热情”，并补充道，“古巴的医生们本可以享受更多，像是打车上下班、在旅馆办公什么的，但是他们却不这样做。他们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医疗事业当中”。位于纽约的国际长寿中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er)的主席，普利策奖获得者(写了关于老龄化的书)，罗伯特·N·巴特勒博士(Robert N. Butler)曾去过古巴以获得关于古巴医生培训的第一手资料。他说，古巴的一些健康指标能接近美国的最高水平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古巴的医保系统很注重早期干预。去诊所看病是免费的，而且诊疗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不是治疗疾病。此外，伦敦的《卫报(The Guardian)》也曾在2007年9月12日刊文极力赞扬古巴的医保系统的质量非常高。 2001年，英国国会下议院卫生委员会的成员曾访问古巴，并完成了一篇报告以对“成功的古巴医保体系”表达敬意，称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疾病防治上”，并且“以社区为单位实施医疗保障”。 英国议会同样对古巴的医保体系的重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与英国政府支持的国家卫生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进行了对比。最终结论是如果古巴政府没有像现在这样致力于保障国民健康，为国民提供预防性医疗并对医保事业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古巴就不会在医保事业上取得目前这些成果。该研究的结论如下： ①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古巴的医保体系中对疾病预防和疾病治疗，以及疾病的控制间存在态度的差异; ②目前英国医保和古巴医保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医生/病人比。在古巴平均每175个人之中有一位医生，而在英国600人之中才有一位医生; ③不管在任何等级的医疗设施，古巴都坚定地实施“三合诊”(物理诊疗、心理诊疗和社会性诊疗); ④古巴的任何等级的医疗设施中，病人和公众都有很大的决定权; ⑤古巴通过联合诊所将医院治疗、社区养护和基础诊疗整合在一起; ⑥在古巴，不管是社区诊所还是医院，团队合作都很突出;心理健康诊所和养老院的相关从业人员训练有素、设备齐全。 批评的观点 之前英国议会的那份研究同样指出了古巴医保系统的一些缺点，包括： ①医生收入过低; ②医疗设施较差——相关建筑多数超过了使用年限，并且维修状态很差; ③医疗设备较差; ④重要的药品经常缺货; ⑤病人和医生都希望得到更多选择上的自由。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凯瑟琳·赫希菲尔德(本节的开头提到过)所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古巴医保系统的，她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古巴花了9个月的时间进行人种学研究。据她所说，“在古巴，公开批评政府是犯罪”，这意味着“不管是我，一位研究者，还是和我交谈的那些普通民众，都是不能很直白的对医保系统进行批评的，否则就是犯罪”。尽管如此，她还是得以听到很多古巴人，包括一些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对于政府干预医疗和医保的决策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她指出“在古巴，医生和病人之间缺乏隐私权，病人没有知情权，没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没有控诉或反抗医疗过失的权利”。在她看来，古巴的医疗保障是不人道的。 赫希菲尔德还提到，古巴卫生部(MINSAP)会定下具体的“治疗指标”作为一种生产定额，其中要求最严苛的是新生儿死亡率。为了解释的更具体些，她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医生对孕妇说道，如果超声检查发现“胎儿有某些身体缺陷”，孕妇就“必须流产”，以此避免增加新生儿死亡率。 赫希菲尔德引用了一些记录详细的关于苏联和中国的研究，指出“解放效应”可能“包含不良的内容，例如蓄意操纵医疗健康数据，对医保政策的决定进行激进的干预，对持异见者定罪，以及其他对医疗领域的专制干涉，以使医保的变化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但是，赫希菲尔德还补充道，“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医疗保障的措施和政策的真正作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仍然是未知的”，因为“西方的社会学家总是引用那些(由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的(他们想要提供的)数据，而忽略了去辩证地看待提供并维持这些数据的政治力量”。 赫希菲尔德的结论是“至少在某些方面，古巴的健康指标是以大量的公众付出为代价的——这些付出与消费古巴的国民既没有能力去一一分辨，也没有能力去反抗，而国外的研究者也无法去实地调查”。 还有人抱怨，那些支付美元的“健康旅游者”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能够得到比普通民众更好的医疗。前面提到过的希尔达·莫利纳博士(Dr. Hilda Molina)声称，改革最初那种“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而优质的医疗保障”的目的已经被对外国货币的需求腐蚀殆尽。莫利纳称，随着古巴在“特殊时期”时(即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经济的崩坏，政府已经开始建立一套将医保用于盈利的机制了。这种政策使得古巴国民和外国游客在享有医疗的质量上出现了较大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旅游种族隔离(tourist apartheid)”。在1998年她曾经说过，来到古巴的外国旅游者经常得不到足够的服务，或是被告知了关于他们身体状态的错误信息，而古巴的医疗机构则籍此抬高服务费用，或者掩盖一些事实，即古巴的医疗条件其实不足以提供其广告上所描述的医疗服务。还有其他一些人发表类似的观点，指出共产党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常常能得到质量更好的免费医疗。2005年，由于指责卡斯特罗而被迫流亡海外的卡洛斯·沃茨科(Carlos Wotzkow)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了哈瓦那的“Clínico Quirúrgico(外科临床)”中存在明显的不卫生和不安全因素;文章还声称在古巴的其他地区国民能得到的医疗服务会更糟。 一片刊载于加拿大《国家邮政(National Post)》报的文章中对一些古巴人进行了采访，从而发现在古巴，即使是最普通的药品，例如阿司匹林和抗生素也常常缺货，或者只能在黑市买到。外科手术也很缺乏基础供应，医生们不得不重复使用乳胶手套。病人们需要自己从黑市购买缝合线，并且在住院时要自备床单和食物。古巴政府表示材料短缺是由于美国的禁运政策造成的，并声称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药品被优先配发给了有严重慢性病的病人。然而，仍然有其他消息来源指出，这些患有慢性病的病人得到的药品也不足。还有人称有时候国营商店中的药品被运送到了国外。 美国国务院称在经济萧条时期(即古巴的“特殊时期”)，“古巴政府采取了一项极具争议的措施，即以牺牲其他方面——包括医疗保障——为代价，继续维持用于军队建设和国内安全的资金(在译者看来，即使美国所说的这些是事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苏联的解体导致古巴失去了保护，而采取敌视态度的美国又离自己这样近，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去加强自己的军备以抵御入侵)”。不过，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能够得到的数据都表明古巴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药品进口量下降了，但政府用于医疗保障的资金却没有明显减少。政府对以比索为计价单位的花费的预算支持——例如医疗从业者的薪酬，医院和诊所的手术费用——依然很有力。因此，试图以分配不当为由指责古巴在那个时期的医疗短缺是一种误导，至少是一种误读”。 2007年，ABC电视台发布了一篇关于医疗保险的报告，主要以取镜于古巴本岛的一些镜头作为依据，批评了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在他的《精神病人(Sicko)》一片中所描述的古巴医保。在摩尔的那部电影中，摩尔带着一群美国人来到了一所哈瓦那的医院，他们在那买了很多价格低廉的药品并接受了免费治疗，而在美国是他们付不起这些费用的。这篇报告则重点突出了那些拍摄医院阴森景象和相关设施污秽状态的镜头，以此反映那些对普通古巴民众开放的医院是多么破烂不堪。该报告还通过引用这些反映古巴民众所获得的医疗质量的镜头来说明，在古巴，病人常常被忽视。最后，谈及新生儿死亡率时，这篇报告强调了政府是如何劝导孕妇将体弱多病的胎儿进行堕胎的，以及其他种种试图操纵死亡率的政府行为。 “在古巴，即使是最普通的药品，例如阿司匹林和抗生素也常常缺货，或者只能在黑市买到。外科手术也很缺乏基础供应，医生们不得不重复使用乳胶手套。病人们需要自己从黑市购买缝合线，并且在住院时要自备床单和食物。古巴政府表示材料短缺是由于美国的禁运政策造成的，并声称在药品不足的情况下，药品被优先配发给了有严重慢性病的病人。然而，仍然有其他消息来源指出，这些患有慢性病的病人得到的药品也不足。还有人称有时候国营商店中的药品被运送到了国外。”
所以既使没有西药、手术等“高等”服务，居民一样能活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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