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的丑闻(ZT)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6467解滨斯诺登事件爆发后，有很多人愤愤不平，也有人兴高采烈。 爱好独裁专制的那派人认为，斯诺登披露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折射出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困境以及体制弊端（言外之意，还是独裁专制更加清廉和诚实）。 所以斯诺登是个反西方的英雄。 而爱好民主自由的一些人认为，斯诺登披露的那些政府机密，说明了如果对政府在反恐的旗号下的权力不加限制，政府将得寸进尺侵犯公民的隐私，一步步削减公民的自由。 从这一点来看，斯诺登是个英雄。
对这同一事件不同的解读，就从这开始。
这件事是公认的一个丑闻，这没什么好说的。 喜爱独裁专制的人们说：你看看你们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居然出现了这种丑事，你们还是先管好自家的事情再来对别人说三道四吧。 言外之意：咱们不搞民主自由，不就没那么多丑闻吗？ 这话说对了! 丑闻确实都发生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专制国家是没有丑闻的。 一个国家要是搞一党专政，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丑闻。想想吧，前苏联有过丑闻吗？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过什么丑闻吗？ 今日的朝鲜有任何丑闻吗？ 没有！ 那是因为专制国家都很清廉吗？都不存在腐败吗？ 是因为专制政府很懂得保护民众的权益吗？
民主国家的丑闻随手都可以找到一大把。尼克松的水门窃听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那个贩卖奥巴马参议员宝座的事件，这些是不是丑闻？ 在喜爱独裁专制的那些人的眼里，自由民主的国家真是漆黑一片啊，而一党专政的国家历来都是一片光明的。
如果诸位仔细瞧瞧，会发现一个社会越开放，人民越自由，老百姓越有发言权，媒体越有独立性，这个社会的政治丑闻就越多。 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都会产生腐败分子和违法事件。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个民主社会是靠民众的自由发言权、媒体的监督，还有法治来揭露和惩治那些腐败，维护正义，以及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的。 限制政府的权力，揭露官员的腐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永久的事情。 这样一来，民主社会就老是有丑闻见报，老是有内幕被揭露出来。 民主社会的媒体，其作用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讨好权势，而是找政府的碴，揭官员的短，跟权势过意不去。 一个民主国家要是老没有媒体出来揭政府的老底，那反倒是怪事。
而独裁专制社会就不存在这些麻烦。 政府不愿意把惩治腐败的权力下放到老百姓那里去，反腐是政府自己的事，反腐就是自己反自己。 独裁专制国家的媒体都是官方控制的，是不可以自由披露政府的任何黑幕的。专制政府最怕民众揭短。谁敢去揭露那些丑闻，找死啊！ 这样一来，独裁专制国家的政府看上去就比民主国家的政府“清廉”许多。
那为什么民主社会就不怕那些丑闻，不怕揭短呢？ 因为丑闻本身并不会推翻民主制度，倒是有可能推翻几个官员。 老百姓就连用选票推翻政府那都是合法的，还有什么不合法？
而且民主社会的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揭短，远胜过那些独裁专制政府对民主制度的攻击。这次斯诺登事件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就证明了这一点。 请诸位去CNN或YAHOO News 网站上每一篇有关斯诺登事件的新闻报道后面，看看那些美国人是多么激烈地探讨和辩论。 诸位可以发现有些美国人骂自己的政府有甚于外国人骂美国政府。
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的民众广泛讨论这一事件，这本身就是很健康的。 同样一件事，在那些专制国家反倒没掀起什么大风大浪的，大不了几个御用文人出来骂街罢了，并没有民众热烈讨论这件事。 为什么那些独裁专制政府不好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群众对美国来个全方位攻击呢？ 他们大概是害怕这样的讨论如果深入下去的话，老百姓就会反过来问自己的政府：老兄你有没有监督我们的电话呀？ 你有没有偷看我的邮箱呀？ 人家美国的监督怎么说还是有法可依的，尽管那有可能过界了，可人家至少可以发泄不满或骂街呀。 据说人家重点监视的那些哥们尽是些在网上讨论如何制造山寨炸弹，讨论如何发动圣战的家伙。 你老兄凭哪一条法律监督我的电话，偷看我的邮箱？ 我TMD啥时候敢造炸弹了？ 俺不就是在网上说了句县里某干部的坏话吗？
这次美国老百姓的争论，有一条是让那些拥护独裁专制的人们大失所望的，这就是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废除民主自由，而是如何更好地保护民主自由。甚至对那些在网上讨教如何造土炸弹的那些人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是不是要给予保护，这种话题都可讨论。 美国之所以有某些人对这件事愤愤不平，那是他们认为在反恐的理由下，美国老百姓的自由有可能被偷偷地干涉了，民主有可能被悄悄地兑水了，而民主自由是不可以用任何理由加以削弱的。 更令某些人伤心的是，甚至那些大胆咒骂美国民主制度的共产主义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要美国实行朝鲜、古巴或中国的制度，尽管他们的某些人的网名中甚至含有“CCP”。
说起CCP，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和毛泽东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会谈。 黄先生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而它的扩大，有的处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利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弱了。一部分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希望习主席不忘毛主席的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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