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剧式的好大喜功
芦笛毛泽东的人格缺陷也是从自卑情结中衍生出来的，亦即深在的自卑感在表面上翻转为自我期许太高，虚骄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超强，彻底缺乏自我完善能力。这与斯大林有显著区别。斯大林虽然是个人崇拜的发明者，自我期许也非常之高，自尊心与自信心也同样超强，但并未因此失去自我完善能力。他特别强调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多次引用列宁的有关语录告诫全党。他本人也确实能从重大失败中汲取教训。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也就是他不断吸取失败教训、战胜自己的过程，从战争初期刚愎自用、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逐渐转变为尊重内行，学会听取专家意见，克制急于求成心理，耐心等待决战时机成熟，最终成长为称职的最高统帅。似乎可以说，如果斯大林没有战胜自己，完善自己的战争知识与技能，则苏联也就不可能战胜德国。
毛泽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永远陶醉在既往的成功里，把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放之万事而皆准的宇宙运行规律。 “故步自封”这个成语，好像就是老祖宗特地为他发明的。他既不承认有学习现代文化知识的必要，认定中国古籍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秘方，又毫无勇气承认失败并从中总结教训，丰富扩展自身的经验积累，于是便永远冻结在延安时期，再也无法长大了，其内心世界由少得可怜但无比坚定的几条信条组成：人民是上帝，只要感动了他们，便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哲学是万王之王，只要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便是“抓住了牛鼻子”，获得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智识资格，能指导全民把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等等。所谓大跃进就是这两个信条的物化，然而它的惨败却没让伟大领袖学会任何东西，除了让他记住“民以食为天”，提出“以粮为纲”，要农民把果树砍了，鱼塘填了，改种庄稼之外，他的基本信条毫未动摇，什么都没学会。
因此，在全民刚从死亡的深渊挣扎回来后，他立即又交给他们更复杂的社会改建任务。不仅如此，在九大开过之后，大跃进那套政策又在各地在不同程度上死灰复燃：什么大会战，什么“以钢为纲”，什么“教育革命”等等又冒出来了。如果不是林彪事件使得派仗再度爆发，国家又一次陷入混乱，只怕大跃进又要以全国规模兴起，再度重创国民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救了中国。 “阶级斗争”的祸害，无非是让一部份人民遭到歧视、迫害、虐待、批斗、毒打甚至枪决，让其他人趁机不必上班，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但它毕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摧毁工农业生产，引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
毛泽东这个毛病，越到暮年便越严重，不是反复扳着指头数“十次路线斗争”，宣扬他“与人奋斗”的赫赫战果，完全成了个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就是越发钻进故纸堆里去，“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把两千年前的原始人法家当成现代人的效法榜样，责令全国人民“评法批儒”，最后甚至把宋江那个虚构的古典小说形象当成近现代才有的“修正主义”者（“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下令全国人民去把他批倒斗臭！这时空倒错之宏伟壮丽，令人不能不纳闷他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怪诞毛病，连王莽的复古都瞠乎其后。
虚荣心超强，使得毛泽东没有接受甚至面对失败的道德勇气，于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先的错误，便成了他施政的主要关心所在。在这点上他连斯大林都不如。斯大林当然也文过饰非，更善于寻找替罪羊，但他毕竟知道国家领袖和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二战本是希特勒和他联手发动的，但后来希特勒突然翻脸进攻苏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苏军一溃千里，在战争头5天内失去的领土就超过了尼古拉二世在两年间失去的领土，战争头半年内就损失了6百多万将士。这空前的灾难完全是斯大林错判对手与形势造成的，他自己也心中有数。 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功宴上，斯大林在祝酒词中说：
“我们的政府犯过的错误不只是几个，1941-1942年我们处在绝望的形势中……别的人民会说：见鬼去吧，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它会与德国媾和，让我们得到和平。……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么做，他们没有妥协，而是显示了对我们的政府无条件的信任。我再说一遍：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的军队被迫撤退，似乎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但俄罗斯人民有信心，坚持了下来，期望并等待我们将事态控制下来。为了俄罗斯人民显示出来的对我们政府的这一信任，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毛泽东几曾这么做过？他何时像斯大林那样，意识到自己对全民的责任，知道在犯了重大错误后必须向人民承认，并感谢人民的宽容？相反，他最大的心病，便是大跃进蠢动丢了他的脸，为此殚精竭虑，苦苦思考如何在死后还能堵住悠悠众口，在历史上留下“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把这当成了千年大计，最终找到了文革这种方式，发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去把敢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抓出来，以绝后患。
据王力披露，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少奇，乃是因为因为刘少奇在动员社教运动的讲话中说对毛著也不能教条主义，开调查会过时了，不蹲点不能作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等等，江青于是去向毛哭诉，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就有人作公开报告了。毛因此大怒，准备整刘。陈伯达听到风声，和彭真、陶铸一起去劝刘作自我批评，刘作了检讨，才暂时躲过大难。后来毛自己对巴卢库承认，他发动文革的念头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起的，而刘少奇在那会上说的唯一“出格”的话，无非是“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而这在毛听来就是等他死后做秘密报告。为了防患未然，确保青史留名，他便能把全国投入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的第三个人格缺陷，是源于自卑情结的虚假自我膨胀，因而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但凡百战开国的君主，这都是必要的主观素质，本无足怪，但毛的野心实在大到了滑稽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毛的野心的出格之处，首先是他喜欢豪赌，其赌性远远超过历史上已知的大多数赌徒。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一一列举过毛的军事冒险战略，它们之所以没有招致全党全军的覆灭，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巧合使然，不能不令人怀疑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里只举一例就够了：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竟然电告彭德怀等人：“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 准备扔下根据地，从西北万里迢迢打到南京去，还告诉张学良：“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的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性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 幸亏西安吃紧，张学良命令红军增援，后来事变又迅速得到和平解决，这伟大的自杀战略才未能付诸实现。
毛的赌博并不限于军事冒险，他更爱搞边缘政策，以不顾一切蛮干、拼个鱼死网破的痞子战略与对方比勇气，逼得对方为怕两败俱伤、大局糜烂而让步。这就是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打天下时这么干还能理解，但在打下江山来后还嗜赌成癖，就完全成了一种无从理喻的偏执。据王力说，文革初，毛充分估计到反对文革的势力相当大，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他们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这话充分表明，文革不过是他的一场豪赌，而他把江山和性命都押上去了。守成天子不做，却要去孤注一掷，到底为什么？真是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
这种赌博战略具有鲜明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特色，对内确有奇效，对外只能贾祸。在抗战中，他反复以内战将使抗战大局崩坏的严重后果讹诈国府，在给周恩来的密电中将这无赖战略讲得清清楚楚：“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而蒋介石也确实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听任共军大规模消灭国军而不敢声张。在党内他同样来这一手，当他的倒行逆施引起党内反弹时，他便要威胁“上井冈山”，以党分裂的严重后果迫使对方屈服。在59年庐山会议上，以及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他都以这招吓得全党站在他那边。
但对外玩这套就不灵了，而这彰显了他的野心的又一滑稽之处——不自量力。他不知道，必须有一定资本才配进赌场，否则只会变成对方的讹诈对象。这就是他与希特勒那个赌徒的本质区别——野心与能力之间横亘着万里长城。两人的野心或许差不多，赌性也差不多，只是无论是论本人的智力还是论本国的国力，他都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最后都只能“走向反面”，毫无必要地陷国家于危局之中。
中美交恶，中苏交恶，都是他无端招惹来的。每次他都不自量力地蠢动，以边缘政策刺激对方。等到对方给惹恼了，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他又吃不住劲了，只能灰溜溜地偃旗息鼓，于是每次都成了“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只能靠意淫“反败为胜”，以1958年的金门危机最典型。
1958年7月，美国出兵黎巴嫩，毛泽东当即决定赌一把，在中央会议上说：美国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也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 8月20日，毛泽东下令，对金门国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并封锁金门，至于是否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8月23日，共军突然“万炮齐发轰金门”，一天之内就向小小的金门岛上倾泻了47.5万发炮弹。
但毛毕竟还是有点心虚，8月25日，他在中央会议上说：“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要侦察美国人，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美国人显示了决心。在“八二三炮战”发生前，随着局势恶化，美国空军就已部署了5架B-47战略轰炸机，全都进入戒备状态。将领们都认为，对共产党人对离岛的任何进攻，美军都将施以核报复，而总统会批准这一计划。据此，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涂伟宁将军（Air Force Gen. Nathan F. Twining）于8月中旬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飞机应该在厦门附近的选定地区投掷10-15千吨当量的核弹, 但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这一提案，要将领们使用常规力量。八二三炮战开始后，艾森豪威尔批准美国海军为金门的补给船护航，并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展示实力，部署了两百多架能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９月４日，国务卿杜勒斯重申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不变，威胁要用战争保卫金马。
台湾海峡危机的急剧激化，引起了苏联人的不满和恐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任一方遭到进攻，另一方都要参战。毛泽东策划炮击金门时，赫鲁晓夫正在北京访问，毛却没向他透露一个字，把盟国完全蒙在鼓里。可等赫鲁晓夫一走，毛马上下令炮击金门。这就给西方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重大军事行动是中苏共同策划好的。莫斯科明知，如果中美大战爆发，苏联很可能被拖进去，但为了避免暴露中苏分歧，他们只能宣布坚决支持北京，使得美国人更加认定赫鲁晓夫就是这事件的后台。 9月5日，在杜勒斯作出强硬表态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赶往北京，与毛紧急磋商对策。毛对他说，如果美国用核弹轰炸中国，中国军队就要远远撤入内地，将美军诱入中国本土。一旦美军进入中国本土，苏联人就该使用所有的武器消灭他们。葛氏被这伟大战略吓得灵魂出窍，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
美帝的决心侦察出来了，老大哥既不愿没来由地为中共的轻率冒险和美国打核大战，也没有足够胆量按毛的建议把核弹扔到中国来，消灭入侵美军，于是毛只好缩回去。他虽然对李志绥说：最好美国在福建扔原子弹，炸死几十几百万人，那样就更能暴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但那毕竟是大话而已。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其实已经否决了用核武器对付中国的计划，只能在最后关头灰溜溜地退下来。 9月7日，毛确定了对美舰为国军补给船护航的对策，下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接下来的任务，是怎么使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反败为胜”，把在与敌人比赛胆量的关键时刻软下来吹成伟大胜利，而毛在这方面确有过人天赋。在10月3日至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10月15日，毛泽东进一步下令：“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实质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于是金门危机就这样自动消散了。伟大领袖“反败为胜”神功当真无以伦比，连色厉内荏、临事而惧、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都可以说成是“反台独”的“政治仗”。
毛泽东的野心之滑稽，更在于所用的手段彰显的大愚似诈。毛的远大理想，是接斯大林的班，当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爬上那把交椅，虽然也靠国际共运教皇的道义资源，但主要还是靠传统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亦即以强大武力不断地把疆界往外推移，并把周边国家统统化为帝国势力范围。最终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天可汗”。这“文治”与武功两手之中，枪杆子才是最重要的。对比一下二战前后苏联的国际威望便足可洞见这一点。
毛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中式“裂变”去代替苏式“聚变”，不去效法苏联蚕食鲸吞周边国家的土地，建立帝国势力范围，却裂土市恩，向几乎一切邻国慷慨地无条件地赠送领土与无量金钱。这种“大公无国”的援助，连明朝皇帝效法蒙古人冒充“天下共主”的水平都没有。明朝皇帝以丰厚的赏赐，引诱周边国家的商人前来“朝贡”，借此将那些国家算成“藩属”。这虽是自欺欺人，毕竟只是对个人的小恩小惠，并没有向外国赠送领土。而毛泽东裂土市恩、货赂收买的对象，不是转瞬就会被推翻的吴努、苏加诺、恩克鲁玛、西哈努克等人，便是翻脸成仇的金日成、黎笋、尼赫鲁、霍查等人。周边国家非但没有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反倒成了“反华新月形包围圈”。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伟大辩证法，更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挣来了“侵略者”的美名。直到今天，中华帝国仍然没有任何势力范围，甚至没有一个友好国家。连毛自己后来都察觉了他的野心与实力的巨大差距，无可奈何地悲叹：“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毛泽东好大喜功的另一触目特点是其对“建功立业”的理解非常外在与肤浅，因此，他酷爱大手笔，沉溺于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的美学迷醉之中不能自拔，对平庸的行政管理工作既无兴趣又无才干。这与斯大林完全是两回事。斯大林不但是战略大师，而且是非常能干的行政管理人才。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每日批阅的文电车载斗量，时时亲笔修改重要文告，公余还要广泛阅读马列典籍、历史人物传记等等，并详加批点，而且记忆力惊人，连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那种烂书都看过，而且记得内容。
毛泽东则基本不介入行政管理，每日除了鑚故纸堆外，便是构思轰轰烈烈的大手笔，最喜欢大跃进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大会战。大约在他看来，天下最美的景象，便是人山人海，旌旗招展，万马奔腾。据李志绥回忆，毛对他说，国庆上天安门观礼是受教育，而李首次看了也觉得很受教育。大跃进期间，他陪毛泽东南巡，沿途是望不到边的“土高炉”集群，入夜火光烛天，大家都深受鼓舞，深感自己正在目睹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总之，在毛泽东;，“改天换地”必须是直观的、具体的、轰轰烈烈的、万头攒动的、声势浩大的。这就是他说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那其实是一种奇特的美学迷醉，重要的只是气势而非内容，更非结果，要的只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宏大场面给他的强烈快感。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苏联专家米哈伊尔?科洛奇科（Mikhail A. Klochko）对这种行为艺术的感想：
“我完全知道，我从一个土堆铲到另一个土堆去的那几铲土，如果还能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只会是宣传价值。但在我看来，我上那儿去，如果没有别的好处的话，对周围的数百工人来说倒是一个趁机休息一会儿的好机会（芦注：指工人们停下来欢迎他）。当然，我也注意到工人们并没怎么卖力，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我确信，只需两三百人使用挖掘机和卡车，就能比那几万‘热心的志愿者’干得更快更便宜，因为不必为那些人提供运输、住宿和几周的食物。化学所（芦注：他在北京负责指导的中科院化学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也可以持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工作，用不着把时间浪费在一点装模作样的体力劳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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