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黄仁宇
（一）
“桃花扇底说前朝”，我们今天重讲大明旧事，这究竟对今天有什么意思呢？这自然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努力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500年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民族这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当然是有许多好的东西的，但认识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却并不容易，而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去实行它、发展光大它，当年孙中山先生所谓的“知难行易”就是这个意思。
500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和仁人志士们要使中国摆脱国家能力衰微的情势，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综合起来，其中就有复井田、兴民兵、办学校，与之相对的，就是要去兼并、限募兵、废科举。王安石、张居正下来，直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有这样类似的主张。这主张大致上就是说：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家和田，才会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军队的实力靠的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这才是强军之本。同样，只有将学问与现实中的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造成有真才实学的一代精英，以彻底替代地方上的“吏”和利益集团，这是造就人才的强国之本，而科举只能造成完全脱离现实的废物，它只能使得国家日益衰弱。
所以，王荆公如此赞美《礼记》中的学校制度说：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痒、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和乐、养老恤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
但是500年来，他们改革的理想在封建制度下却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那么，是谁实行了这个儒教富国强兵的理想呢？今天看来，当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实现了这样的理想，这就集中地表现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用五四时代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民主”与“科学”）。中国革命能够实现儒家这种最高的理想，是因为它要从基层出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它要让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它相信真才实学在人民的实践中，指出真才实学在中国最基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真正是“复三代之制”，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
其次，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增加我们今天的危机意识，激励我们继续的奋斗精神。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而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得我们部分地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于世界市场的垄断，任何否定这种成就的观点，都是割断历史。但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着更严峻的任务，这个严峻的任务就是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这是空前困难的、艰巨的任务，但是，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能实现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金融西方垄断。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经济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以金融立国的美国，再比如我们建国后理顺混乱的货币体系，建立基层组织，努力搞自己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有效社会组织，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货币信用体系、财政税收体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但是，还有一种开放，它是被动的，是由于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甚至内部的货币－税收体制一派混乱，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改革开放当然也能刺激内部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我们说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别是，由于明代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体系，它的开放即使能够造成经济的一度繁荣，但终究仍然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所谓“桃花扇底说前朝”的另一个意思。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他们都是拒斥的。而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也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危机意识。
今天看来，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圣王意识，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当时的那些道学气的历史学家、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 ，而这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镇压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之《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之延续，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说它是完全不合格的，还是因为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300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的《甲申300年祭》。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尽管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他的文章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而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二）
真正从国际的视野，结合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的教训的是黄仁宇先生。他所提出的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他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突破了历史上既有的关于明亡的讨论。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的著作大批被介绍到国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打破西方资本集团垄断世界金融的艰难课题。
黄仁宇教授是当代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他的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 ，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特别是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其实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就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当然是赞成陶希圣的。他的基本观点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可见，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因为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国民党，而且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学术界，肯定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黄先生那么大的学问，却一直在纽约一个不知名的学校里教书，比他差不知道多少倍的都混进哥伦比亚大学了，恐怕不能说是与此无关。我初到美国就住在Hudson河边，想像他当年写《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时那种寂寞的心情，实在很是感慨。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的观点我也是不太赞成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而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一一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但是，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又不断调动同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但是，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提供不断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的教训也已经充分地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的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于是国家就通过滥发货币，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黄教授说明朝的税收太低，明朝的低税制太理想化、太不合理，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也许是唯一的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不但对于官逼民反，苛捐杂税有着切肤之痛，故从明代开国就坚持要少收税，从而成为明代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对于商人和商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对于这种本性的难以扭转，也有着超乎当今经济学家的直感，比如他特别注意到，明初的大商人主宰的牙行和钱庄对于市场的垄断，迫使一般商人亦不得不接受其垄断价格，并从他们那里高息借贷，于是非但生产凋敝，连商业和市场也一并凋敝。因此，牙行和垄断商人作为破坏市场的力量，是明开国后全力打击的一个重点，这些重视生产、打击兼并、破除市场垄断和金融垄断的政策，无疑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借鉴。只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边关问题的日益严峻，灾荒的频仍，总起来说，明朝的税收是节节上升的，对于垄断商人，也是不断放任的，因此，如果说明代经济的崩溃是由于税收的太少，税制不合理，转而通过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崩溃，——这起码不太符合历史事实。
还有，我们也可以说，黄仁宇先生拿明朝与当时欧洲那些穷兵黩武的民族国家相比较，认为明朝没有把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所以明朝作为现代国家来说就是不合格的，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起码也是太简单化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500年代的欧洲有200个互相杀伐不止的国家，那里的人民要保命，要免于种族灭绝，那就不得不寻找保护，寻找保护就不能不交保护费，而这个保护费，其实也就是欧洲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欧洲税收主要用于战争的目的，它们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战争在欧洲是经常性的，所以欧洲自然税多而重。中国当然也重视税收（主要是土地税），但中国的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目的，特别是救灾的目的，尽管中国是个灾害频仍的国家，但灾害并不是每年每月每时都发生的，所以中国税少而轻，这也就可以理解。还有——为了应付战争和扩大战争的需要，欧洲的国王不仅仅是要收税，而且还要向大商人借钱，所以在欧洲国王和大商人逐渐形成了债务人和债主的关系，于是最终银行家会爬在了国王和国家的头上，成为一个跨国的金融集团，这毫不奇怪；而中国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钱，所以他也没有培养一个大商人阶级并让他作自己债主的必要。总起来说，1500年以来欧洲是以战争谋发展，而中国是以和平谋发展，发展道路完全不同，所谓税收、所谓通货膨胀，这些术语的意义、运用也完全不一样，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以一个模式来批评另外一个模式。
最终我们还可以批评说：黄仁宇先生的税收太少的观点，也不能比较好的解释明朝瓦解的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明代的税收政策在张居正之后得到了剧烈的强化，而且我们知道，明代——尤其是后期，国家其实并不缺钱，一个例子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发现了大量的高纯度白银——纹银，以至于李岩不禁要感叹：崇祯皇帝留着这么多钱而不愿意拿出来救灾，这实在是太想不开。我们还知道，李岩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当灾荒发生时，他要拿出自己的钱救灾，反而被地方官污为蛊惑人心的“邀名”，结果被抓了起来，山大王红娘子把他抢出来，他才不得不造反。这个例子说明：明朝中后期以来不是税收不利，而是没有把税收用在包括救灾在内的社会服务、社会救助方面，明国家不是税收不利，而是在社会事业方面严重缺位，说穿了它是救灾不利。如果非要拿今天来比附说明朝的税收制度不合理，不能现代化，也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它没有我们今天的转移支付、协调发展这样的财政政策。即明国家不是税太轻，而是收了大量的银子税而没用在正经地方，从而国家信用的破产助长了国家能力的崩溃。这个就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揭示的：明朝国家信用破产的证据是，掠夺的是官家，而救灾赈济的倒是李自成这样的强盗，郭沫若举出崇祯9年，武生李琎上书建议富家助赈、富家助饷，结果差一点掉了脑袋，而李岩带头放自家粮救灾，自己却进了班房——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历史的讽刺：“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结果人心自然颠倒，国家丧失德义合法性，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能力” 。由此可见郭沫若的眼光比黄仁宇锐利，如果像黄仁宇那样，一方面说明朝税收不利，一方面却赞美张居正的横征暴敛为“税收合理化”，那黄先生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崇祯之所以储备了这么多白银，这反过来说恰恰说明：明代把白银作为税收和储备货币，他储备这么多白银，恰恰是因为白银始终是短缺的，因为白银主要是需要通过进口得到的，供应始终是不稳定的，这也说明：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决定作用，白银短缺造出的通货紧缩才是明代一贯和主要的经济问题，由货币短缺导致的大规模银币进口造成通货膨胀是局部问题，美洲白银价格回落造成的通货膨胀对于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于中国的影响只是局部的。用比较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来说，明朝的白银因为总体上要靠进口，靠外贸，所以总体上看它一直处于白银饥渴状态——即通货紧缩状态，而且明代国内经济越发展，这种货币饥渴状态就越严峻，这就是为什么说，1630年代的世界白银、美洲白银供应的短缺，会对明代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
第三，黄先生认为明代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观点，恐怕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能解释明代全国各地都穿棉袄这种简单的事实，更不能解释1640年代，为什么偏偏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富裕的受到粮食危机的打击最沉重这个根本问题，这里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过于依赖外贸造出的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的跨区域化。
但是，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的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500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的基本论断起码有一点是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领会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说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的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钞票，——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货币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黄仁宇更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说“我所谓资本主义”，“其精义在于负债经营，亦即deficit financing” ，而这乃是一句极其到位的话。他在这里没有说明的仅仅是：所谓国家负债经营的制度，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首先就是战争债务体制，正是国家以发行战争债券为战争融资的方式中，才产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制，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真实的基础。战争是现代金融－国债体制建设最实质的动力，而如果没有国家以债务的方式来融资，近代以来，西方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和科技创新都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无法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黄先生所谓的“债务国家”的作用，则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财政国家”的作用，因为所谓“国债”信用制度的确立，就一国而言，其实本是一个为民族谋万世、谋未来，而不是谋一时的制度，而这当然就不是简单地“劳资两利”，至于幻想着将劳动和资本联系起来，以实行“共同纲领”——因为那从历史上看从来几乎就是空想型的制度。
（三）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会把黄仁宇先生的上述观点，理解为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你看：国家预算——税收管理——独立稳定的货币发行，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国家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会计制度之上，这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呢？当然，黄仁宇先生不可能没有看到：明代经济已经是一个世界型的经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因而它采用进口白银的方式解决货币问题，好像也是很自然的。而黄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固执己见”恰恰在于：他拒绝承认明代采用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供给，这是个好的、必然的选择，他毋宁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被动的选择，或者说明朝统治者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过，而是稀里糊涂地被白银“选择”了而已。黄仁宇确实看到了：依赖外部货币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机能，即没有独立自主和稳定的财政－税收－货币管理体系，这是明朝垮台的根本原因，而造成明朝初期整理财政政策瓦解的，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黄仁宇研究明史，他全部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是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本是可以通过完善税收制度，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的，——而如果像黄先生设想的那样，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500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我们对黄仁宇研究背后的这种“潜台词”的读解很惊世骇俗吗？——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类似观点其实并非黄先生的心血来潮和独家发明，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他之前，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曾基于明末的危机提出过“废银说”，只是这种远见卓识，没有得到当时及后来的理解罢了，在这个问题上，黄仁宇实际上只是与黄宗羲等人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而已。
第二，黄仁宇关于“债务国家”与“负债经营”、关于从国债制度入手去确立现代国家信用制度的论断，实际上是结合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经验，但却又相当完美地解释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道路，因为新中国所进行的一切重大项目，包括军事、科技、交通、教育等等，完全都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投资建设的，而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开天辟地的项目，一是靠政府的威信和信用，二是靠长期的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在市场和资本绝不可能“自愿进入”、无短期利润可图、风险巨大——然而却关乎民族未来的领域，新中国的发展正是采用了“负债经营”的方式，这里的“债务”就是全国人民对于物质生活改善的牺牲，这里的信用就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它在建国之初，就表现为以霹雳手段，乃至“统购统销”的方式，确立了人民币单一币种的权威性，一举解决了500年来中国多币制的混乱货币体系。并在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行国债，确保国家对于“国债”持续升值的承诺。没有这样的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中华民族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跨越性的、超前的发展。
也是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黄老先生进一步认为，明朝以降，中国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往制度上说就是中央政府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征税，基层无组织，中间无制度，“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又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 。往文化上说其实就在于道学误国。道学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无为宇宙观，必然使得保持和维护现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组织效率上不求长进，这样“使兴师早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发难”，在“儿孙自有儿孙福”的逻辑中，是绝不可能产生出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负债经营”的信念、信用逻辑的。因此，明朝以降500年，中国不仅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的角色的现代转化，即儒生没有转化为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的官僚”，这是因为：明朝的儒生在治国理财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学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经世致用，说穿了，所谓“道学”本身恰恰就是“非理性”的学问，——这套“非理性思想”培养出来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候方域，这个家伙的头脑竟然还不如李香君清楚，这种人一旦成为“精英”，那只能误国，而不能成事。
黄先生的这套想法，令人想起日本现代大思想家丸山真男关于明代理学传入日本后，发生了“理性化转变”的论断。按照丸山先生的看法，理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经过了理性化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演变为理性的世界观和国家观，特别是经济观，从而成为日本现代转变的动力，这是后话，但不过也不妨引用如下供参考：
朱子学的道是由天地自然之理所赋予的基础，它贯通天与人、包摄社会与自然，既是规则又是法则。不过，这种绝对总括性的道，通过素行、仁斋和益轩等所表现出的连续性的思维解体的过程，其中的诸要素就逐渐地开始独立化。人道、规范和应该，已脱离了天道的存在。道的价值既不存在于合乎自然的真理之中，也不存在于自身终极的理想中，它完全是依靠圣人的制作。使道成为道的不是理，而是权威。
货币是“圣人制作”、“国家制作”，不能委之于天和自然。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未来，我们必须牺牲现在和当下的利益，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以保证我们能够为他们作些什么——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的作用，这也就是托架出时间和空间，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和未来联系起来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的作用（安托尼·吉登斯），诚如丸山真男说：这也是日本经济起飞的真正秘密。
而与丸山先生不同，在当时的背景下，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确立的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擎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这里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他说：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组织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诚哉斯言！
评价毛泽东革命与文革
“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过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黄仁宇对自己的老领袖蒋介石是这样评价的：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度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而同时黄仁宇又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大历史”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除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否则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原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这样来评价与他直接对抗的一个政党与军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智慧，其实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这更需要的是一个坦荡的胸襟。
身为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后半生一直居住在国外，并且娶了白种女人，应该说政治上不会受到国内的任何言论压力，他生前明确表示出对于邓领导的改革方向的坚定乐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他对于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土改”从他的“大历史”看也是极其“合理的“。他更多从分配和经济方面看待。
黄仁宇：“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固，而西方法制与中国社会也格格不入，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所得的利益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能如日本一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底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
“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倒转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再恰当不过。”
第二次革命运动从“五四”开始，军阀混战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时段。第三次革命一定是围绕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上个世纪末的开放改革直到今天的变革一定是重点之重点，但“土改”是起点。
中国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是一种邓的政变必须，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判断。这场运动从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中国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要解除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宗法意识与结构，不用猛力无法摧毁，“文革”在这点上的文化革除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为以后的现代化法制社会做好了清理工作的铺垫。可以肯定地讲，没有“文革“后面的许多事情就不好办。这就必须做文化上的革命。
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还是主动推行的？
现在文革依然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歪打正着也并非不可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社制度以至村队建设对于疏通基层的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模型，即便不够完善合理，但是与古代的保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政党概念也深入人心，较为彻底地取代了原始宗族派别。这些都是以往中国的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