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疆老兵揭秘当年八千湘女上天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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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 (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八千湘女上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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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听到《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个选题时，我脑袋直摇。倒不是这个同名长篇报告文学我已看过很多年，而是要真正做好它太难，做不好不如不做。在我心里，它是个如此艰涩的话题，如一条冻僵的蛇，需要在胸膛里慢慢暖醒，然后，它立即对着你心头猛咬一口。我有两个姑姑就是当年八千湘女的一员，一位早已过逝，活着的那位依然在生活中挣扎，她们始终未曾回过故乡，我从没见过她们，她们的消息我所知甚少。而我姨妈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当年独自背着行囊坐在宁乡县城通往长沙的大道上等着接女兵的军车，半个多月后失望地回家，与传说中的俄语学校、女拖拉机手、女会计绝缘。
湖南经视正在热炒“湘女回故乡”，我们要做这个选题，正是湖南经视希望配合宣传，代理我们来回路费。给家里电话，母亲说，虽然湖南经视的主持人要她觉得太浅薄，令她直想骂人，但她还是每每看得情动难以自抑，她是６０年代作为盲流自己跑到新疆去的，毕竟不是政府集体组织骗去，自然永无资格进入历史，当然，他们也没经历过前一代人那般沉重的苦辛，那种投身天堂却掉进地狱的磨难。毕竟八千湘女那一批，大部分人当时都还未成年。
既然大家一致同意说要做这话题，我终于热乎起来，强烈要求参与其中，我说，还有人会写这个题材写得比我更好的吗？于是，那头驻湖南的记者邓飞迅速有了回音，经视可以负担我的路费一同去采访。
我才知道这个话题在湖南被湖南经视搅热到了什么程度：听说，经视将专机接一些代表回来，而热烈响应号召自费驾车重经当年八千湘女路，去接老湘女回乡的市民已准备了上千台车，此活动的结尾，是在新疆寻得一饱经沧桑的巨石立在长沙湘江边上做一巨大的纪念碑。它的确一开始就是个商业操作，甚至带着我强烈不喜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气味，但它更的的确确搅动了许多人的——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个字眼，总之，无论是什么旋律，我相信这个纪念碑至少还远没北京某报发动建一座 “抗非典胜利纪念碑” 那么 ** 。架势摆好，唢呐一响，离人再远，眼泪也被乡音催落。多年前贡献出自己的女儿，今天有人记得，无论纪念时被迫赋予其什么意义，但在中国这块总是习于忘掉自己儿女的土地，总归是桩破天荒的事啊。
我个人总怀疑，“湘女回故乡”能热到这个程度，除了她们独特命运中有打动人心处外，多少还因为，对新疆这块土地，部分湖南人心理上会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深厚的情感渊源，虽然今天新疆移民中来自湖南的人口比例远低于北方其他省份。但最关键时代的确与湖南人有关，先是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设省，有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之语，自后的新疆和平解放，起义者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接收者王震都是湖南人。据说，当时全疆汉族不满１０万，革命军人却有２０万，本以为解放了全国人民，该解放自己，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谁料竟要在此打一辈子光棍，于是，便有王震向湖南的黄克诚要女兵，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
我父亲一家能追溯到的历史，正从左宗棠西征开始。据说一位先人自小从军，数十年后孤身从新疆返湘，形同老丐，侄辈中惟有一家未嫌弃他。后侄孙善读书，家贫无力负担，老头便摸出腰刀割开军靴，取出藏匿多年的金条，父亲一家由此开始翻身。不过，自后两代人读的全是军校，第二代人大都在同乡陶峙岳麾下服役新疆， １９４９ 大兵西进，他们竖旗“咸与解放”，随后全部成了犯人。再后来，是我父亲在家乡立脚不住，手执陶峙岳亲启的信笺跑到新疆，未几，光杆司令陶峙岳靠边站。
等我父母到新疆时，当年湘女的孩子早已能背着书包上学堂了，而且各省青年男女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湖南人早被稀释得不成比例。甚至，我母亲刚在一个连队立脚时，她竟是那里的第一个湖南人。众人道：“呀！湖南妹子，厉害啊！”于是，我母亲便听到了第一个当年湘女的故事。主角是长沙一大户人家的女儿，刚落脚就美得惊动了师首长，首长三天两头开着吉普下到田里慰问，但该女冥顽不化，任各级领导死活做不通工作，而首长也表现出惊人的布尔乔亚耐心，不是亲来就是秘书写信表示要组建革命家庭。有回首长携随员到农田探望，浩浩荡荡一干人马跟上，该女竟不理不睬，首长便亲剖一西瓜进前双手捧上，该女接过西瓜便劈头砸在首长头上。首长一生征战杀人无数，竟大庭广众被一黄毛丫头羞辱，怒从心起，当场拔枪将该女击毙。首长后竟免于刑法，只关了段禁闭后被降职调动，死者妹妹得信，千里寻仇，声言不偿命便要亲手执法，终于惊动党中央，至于那位不幸的首长，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追求还是留在阳世永失自由，大家已记不清了。
今天看到关于湘女的报道，几乎全是 “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终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欢重点介绍当年积极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也许对多数人来说，真是当年那些“我比胡杨泪更多”的往事，她们不愿向人提起，甚至，“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也早成了往事。她们那一代人的时运不济还落在第二代人身上，因为等到１９７８年时，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了农场职工，既不可能通过升学回到故乡，更不可能举家迁回原籍，不再把自己作为国家祭品的指盼，只能落在孙辈身上。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当年的进疆湘女风华正茂（资料图片）----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09/07/images17.jpg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我大抵能想象得出今天还活着的湘女在年轻记者递近的话筒前，该是怎样的反应。她们的命运恰如今天中国的命运，虽是强行成婚，一年年苦熬过来，少年青春被戈壁风沙染白了双鬓，那人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一切便成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一部分，父性的话语便左右了可怜的母亲的记忆母亲的感知。把强迫当成坦然的争取，便在心理上摆脱了苦难，这还并非心理对苦难的适应，更有外在无时不在的灌输之功，官方的话语强权最终会内化为她们的自我认识。湘女的子孙会谴责他们父母的婚姻么？
只有我父母那一茬稍晚些的盲流，今天才会毫无“献身边疆”之类的大词，因为没有欺骗没有强迫，没有“认命”，只有“活命”。政策松动时，能迁则迁，不能迁则一定要子女考上大学离开这里。
命运，就是无处可逃。如果我现在问母亲，当年刚刚中学毕业的姨妈最终没成为八千分之一，是幸还是不幸？也许她会深思半晌说，无所谓幸与不幸，因为姨妈很快嫁到一个遥远的矿山成为矿工家属，即使不曾早逝，几十年后再看，并无好坏之别，甚至，在新疆意味着会有更多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出身的人，别无选择。某一天，等我给自己的孩子说道历史，会告诉他，民族的悲剧时代，不仅是一颗大树被伐倒，还有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像树上每根枝条、每片叶子被揪下来，打在泥水里。
所以，５５年过去，即使少数后来设法回到故乡或离开新疆的“八千湘女”，闻知今天的活动，想来也会感动莫名，哪怕她今天依然在某个时候悄悄认为那是不堪回首的苦难，但依然会在这一刻留恋那早已解体但却总可为人生意义有个交代和安慰的话语。至少，苦难总要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记忆，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需求。 “湘女回故乡”为什么在湖南这块地方这一活动会有如此的反响，的确还在许多人心中有别样的历史渊源意识，我母亲就说，当年她想到将来为孩子起名，首先想到的就是从杨昌浚的那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中取字。我不知道热烈响应者中是否有人还有那种潜意识，新疆之与湖南，用杨度《湖南少年歌》中肆无忌惮的说法便是：“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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