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恐慌中诞生的汇丰银行：追抚香港历史角色的身影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3_23_3_49_46_986.html【亚洲周刊 许桢】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一八六六年环球金融危机。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抚今追昔，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化历程，在金融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是香港历史角色的身影。
遇上旧识新知，每被问及新近研究项目，当报以「汇丰」二字时，纵使对方明知财金非我专业，仍条件反射式续问汇控股票走势。最近问题自然改成「该不该供股」。其实，于港人而言，汇丰又岂只是一隻股？该行的历史、现况与前景，始终是「香港故事」重要一章。
一个半世纪来，汇丰在京港的风云地位及发展历程的研究甚少；以之为商例的著作亦不算多。一九六五年，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写成汇丰百年史，较有份量。及至一九八零年代，「汇丰历史研究计划」启动。由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景复朗教授﹙Frank H.H.King﹚领导的团队，遂完成多部重要论文集及专著。一九九零年代中，该行总部迁往伦敦后，相关计划仍继续。汇丰档案陆续开放给公众。
现时中环汇丰大楼正对的广场，有铜像一尊。其本尊即为汤马士‧昃臣﹙Thomas Jackson﹚。自十九世纪以降，芸芸汇丰大班中，影响和贡献及于昃臣者，怕亦屈指可数。在汇丰，甚或香港银行史当中，昃臣的角色，甚或重于该行创办人汤马士‧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无论如何，透过细阅两位汤马士爵士的历史身影，我们对香港过去与未来的掌握，便加深了一分。「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背后，其实是严密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社会脉动。
据Maurice Collis所述，苏石兰为苏格兰人，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铁行船运驻港监事。一八六三年，怡和、铁行等英资巨头组建亚洲最大的黄埔船坞公司，苏氏为首任主席。次年，苏石兰乘坐铁行马尼拉号，往赴汕头、厦门等地，继续开拓中国航运市场。途中，苏氏因阅读了一些关于银行的文章，而对该行业著迷，并萌生在华创设「苏格兰银行」之念。当然，由意念转化为行动，免不了外力的驱策。
恰恰一百年前，一九零九年，苏石兰在汇丰年宴上说明，在港成立银行的念头酝酿数月后，在一次平常不过的商务冾谈中，一名船长告与密讯，有孟买商团著手建立「皇家中国银行」。该行大部分股份自然留与印度英商，仅有两三成会到中国发行。苏石兰续道：「假如这些侨居于华的英商，那麽没有归属感，那麽不团结；自然甘于让那孟买公司，置我们于如斯不堪的地位。」最终，如苏氏所述，孟买皇家中国银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许，为汇丰的诞生点燃了礼抱，成为该行仅馀的历史痕迹。
中国与印度市场之争
其实，汇丰成立前，孟买银行业者「飞象过河」到香港，每为常态。自一八六零年代以降，白象斗雄狮的境况，实由后者的掘兴与挑战而起。自一八四一年英人佔港始，十馀年内，先后有多家英资印度银行在港设立分行。而历史最悠久实力雄厚的首两家，即丽如、有利银行，皆以孟买为总部。与印度银行相较，总行设于伦敦，声名更为显赫，由The Economist创办人James Wilson建立的渣打，也要更晚才开展对港业务。
此外，还有起家于北印呵加喇城﹙Agra﹚的呵加喇马士打文银行，亦先于汇丰在港发展。事实上，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才依次建立环南海经贸据点。往后一世纪，成为「华南—南海」网络中枢的「沪—港—星」三点一线，尚在草创阶段；而孟买早成英帝国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按照逾百年来的惯例，「皇家中国银行」以印度英商为核心，理所当然。然而，新剧目上演在即，老歌谣就不能重弹。而这，才是历史剧场亘古不易的主题。
在那个时代，除了「皇家中国银行」，还有更多英资印度银行鹊起殒落，却几与汇丰无关，而由一八六六伦敦大恐慌造成。一如眼前的金融海啸，银行业似乎总与「福兮祸所伏」的古谚生死相随。事实上，正如昃臣大班在另一次年度宴会所指，「汇丰的起点十分独特，该行诞生于一八六四年孟买投机大风潮当中。当时，孟买的金融企业、填海造地公司、银行，乃至各行各业，都飞速发展」。而这才是汇丰诞生的时代主旋律。
马克思的亲历观察
除了昃臣，亲历一八六六的，还有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写到：「棉荒将巨额资本从恒常的投资领域，赶到货币市场。因此，这次危机主要是金融性质的。危机在一八六六年五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进行金融诈骗的公司接连倒闭。遭殃的伦敦重大行业，包括铁船製造。此一行业的巨头在繁荣时期，不仅无节制地过剩生产，而且由于误以为资金源源不绝，因而接受了大宗订货。如今，一种可怕的反作用产生了，而且直到现在，一八六七年三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产业持继下去。」
紧随上述思路，造成一八六六大恐慌者正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经济荣景与金融泡沫。一八五八年前后，英国货进一步渗透中、印市场，棉製品倾销亚洲新兴市场。英伦纺织业勃兴，引入了大量美国棉花、金银与石油让后者经济极速发展。冶炼技术突飞猛进令钢铁、造船、铁路、军需等工业，成本日降产量骤增。相关企业的数目与股价持续上升。自一八六三至六七年，仅英国即见三千多间股份公司。名义资本共约七亿镑，实收不过五分一。像生铁等核心物料，价格随产量上升，十分反常。
到了一八六一年，美国南北战争开打，棉花等原料出口几陷停顿。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战，同时震撼了大洋两岸的工业化进程，却未有稍抑炒风。作为美国棉的替代品，中、印，尤甚是后者的原棉价格狂飙。单在一八六五年，孟买和加尔各答棉花即由一磅两便士，暴升至七便士。尤为严重的是，内战并未压抑美国的石油、铁路投机风。在南北战争的数年内，竟有逾千家油公司成立，股本总额六亿美元，实收却不到一亿。
内战爆发时，铁路股价格不过四十美元水平，三年后升水三倍。可见，实体经济遭遇严重瓶颈，海量资金被「堵住」金融市场，炒风燎原。此与二零零零年后美国科网股、新经济、高油价和金融热，几无二致。近年中国工业升级困难和房价井喷，也形成了上述「道消魔长」的恶性循环。观乎此，温总重廉租屋、经济适用房，而未提振兴商品房，实亦把握中国发展脉搏。
盲目生产、过度入口与失控的投机，让经济很快透支而走到尽头。一八六四年是英国经济的转捩点；铁路、造船等战略工业甫登历史高峰后，即调头向下。次年，美国内战结束，恢复棉花出口，中、印、欧相关产品投机市场崩溃。事实上，英国因进口过多被炒热的印度棉，致令黄金大举外流；遂使英格兰银行被迫急升贴现率。在工业生产明显下调，资金紧促，以及重金投资的两所铁路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一八六六年，大型银行Overend Gurney应声而倒。大恐慌由此触发，英国大小银行出现挤兑，股价急泻十之八九。是年，伦敦有十七家银行倒闭。当英国仍是世界的中心，伦敦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机，金融风暴很快便从欧美席卷亚洲与中国。
在一八六零年代初金融泡沫之中，英资在正式、非正式帝国范围开设的银行，竟近二十家。当一八六六大恐慌降临，孟买一口气倒掉十二家。一八四零年代，英资在沪银行仅丽如一家，五零年代多了四家，六零年代初增加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四家，同于一八六六年关门大吉。而两年前，渣打股价升了一倍多，有利的涨幅更达两倍。弹指间，银行业从巅峰坠入深谷。
香港方面，中转贸易亦因美国恢复出口棉花而严重受创。港商在上海等沿岸地区作房产、茶叶大规模投机，痛失六百万英镑。在投机风气下，一八六三年在港设立分行的汇川、印度东方商业银行、悭度士丹中国日本汇理银行等英资印度银行，同样抵受不住一八六六金融风暴。是年，印度爆发工潮，在港根基更雄厚的呵加喇银行大受打击，香港分行亦现挤提。
汇丰的颠地洋行倒闭
对汇丰而言，一八六六金融危机造成最沉重打击，是该行主要发起人颠地洋行的倒闭。其时，贸易萎缩、航运萧条，颠地营运日趋困难，却遭遇孟买、上海房产泡沫爆破，涉入颇深的颠地再也支撑不住，在一八六七年结束在港业务。其时，怡和尚未加入汇丰董事局，颠地是最有份量的英商代表。而该行董事局首任主席正是颠地代表崇利﹙F. Chomley﹚。
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环球金融危机；该行究竟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以此为基础，能否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历程？在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我们彷彿看到了香港及其历史角色的身影。
﹙许桢是香港Roundtable Community成员、大中华研究学会共同召集人﹚
汇丰"大笨象"跘倒，港人陷入迷惘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3_25_10_42_11_803.htmlBBC香港观察 黄伟国／这次金融海啸，要选一宗最震撼港人的财经新闻，应是雷曼迷债事件和汇丰世纪供股之争了。前者令逾三万人意外地失去巨额储蓄，痛苦深刻。但论影响之广，恐怕汇丰供股和股价暴跌尤甚。
汇丰是港人长线投资首选，但股价2007年牛市达到153元后，今年年初已辗转下跌至约70元水平。三月二日汇丰公布业绩，2008年盈利倒退70%，差劣程度令最悲观的大行亦大跌眼镜。汇丰须要以十二供五方式供股向股东集资一千四百亿元，供股价仅28元，折让达一半。次日复牌，汇丰股价由停牌宣布业绩前的56.95元，一天内急插至46.25元收市。三月九日，汇丰股价在收市竞价时段以33元成交，比高峰期下跌约八成！财经节目女主持胡孟青在电视直播途中当场洒泪，成为海啸迄今最令人难忘的一幕！
汇丰与港人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怨情仇，确足以让人激动落泪。汇丰在港人主流印象中是经济柱石、价值投资图腾。绰号"大笨象"，喻意就是股价升得慢，却稳重可靠。主流观念是汇丰"只会买贵，不会买错"，买入放在一边，退休自可无忧。中年人及长者尤其信任汇丰，但这次意外挫败却令他们退休生活蒙上阴影。大象跘倒，港人陷入迷惘。
偶像坍塌
汇丰股价下滑，有网友留言："究竟世间还有甚么值得相信？"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周永新也写道，一位持汇丰股票的老人家不知甚么是供股，更不明白为何自己付了钱买股票还要再付，茫然前来询问。周永新无言以对，百感交集。学者慧眼，看出了固有价值崩溃后人们的末世失落，也看出了告别八、九十年代的成功自信后，香港社会如何傍康无助。
不错，汇丰在八、九十年代股价长期稳定上升，派息丰厚。港人听过无数汇丰传奇故事，例如，某妈姐女佣的雇主，用她每月薪酬代她买入汇丰股票，结果到女佣退休之日便变成富婆，等等。久而久之，港人脑海中起了微妙变化，买汇丰股票仿佛不单纯为了利润，而是一种道德：长线投资汇丰，表明了这人稳重有恒、一步一个脚印、不投机不贪婪。
其实，汇丰股价近十年来已锋芒不再，包括在1998年至2000年的一次牛市，升幅远不如一众科网股。但也因为汇丰后来没有爆破式下跌，强化了"升得慢但稳重可靠"的"大笨象"形象，让保守投资者更安心持有。说实话，多少人真有兴趣读沈闷的财经新闻？投资汇丰受欢迎，原因是它己变为一种不必读财经新闻和费神分析的信仰：股价升得慢要买，因为"大笨象"胜在稳重；股价升得快更要买，因为大笨象变身小飞象了；股价缓缓下跌要买，因为可趁低吸纳；股价急跌？还不是千载难逢的吸纳良机？
香港股坛素有"血肉长城"之说，即每当汇丰股价下跌，无数散户便会拿出血汗积蓄入货，仿佛以血肉筑起长城抵御大户的巨额沽盘，悲壮得犹如《义勇军进行曲》。在这次汇丰股价崩溃中，有散户从140元到120元、110元、100元、90元、50多元的汇丰股票都买下，一直逐级扫货。有退休老校长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他也会供股汇丰。
但是，这次汇丰巨额供股，有传媒指出"港人有情，汇丰无义"。去年十一月汇丰大规模在港裁员，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林本利即已指责汇丰高层极度贪婪，高速扩张下投资损失惨重，无一决策高层承担责任下台，反而解雇普通员工作替死鬼。汇丰宣布供股，林本利再度撰文，点名主席葛霖应当下台。
股评人们也指出了汇丰至少有三大不当：一、业绩大幅倒退，但没有按香港股市惯例预先发盈利警告。无数股民遂误以为汇丰成绩表会有惊喜，纷纷在业绩公布前入货，结果是"惊喜"变"惊吓"，股民遭人摆了一道。二、供股十二供五，制造了大批较难脱手的碎股。如要售出，投资者须要吃亏以低几个价位出货。这是否使诈迫散户们长期持有？三、为甚么公布业绩日，在香港须要停止买卖但在伦敦不用呢？这令香港投资者无法抛售汇丰以避险，难道是港人好欺负点？
股评人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这等公司，值得港人筑起血肉长城去保卫吗？"
汇丰与港人间的恩怨情仇，实在太像痴男怨女，不愉快结局往往源于误解偏执，又或是因为惰性不愿分手。因此，知名唱片骑师邓霭霖以感性笔触在报章写道，汇丰供股就像女人发觉男人种种不是，但纠缠日久难以分离，还得掏钱出来供男人挥霍。
但是，资深股评家陈永陆却以他一贯的理性在一份财经周刊写道："情意结是不能放在投资上的……男人变了心，女士青春有限，断便断，去找另一个吧。"
汇丰控股江河日下：压垮香港人信心的最后稻草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Opinion/2009_3_16_3_3_42_69.html【亚洲周刊林沛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尔逊(Harold Wilson)说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星期是一段长时间(A week is a long time in politics)。可是对于买了汇丰银行股票的上万香港市民来说，这句话也许要改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日是一段长时间」(A day is a long time in economics)：
以股价稳定见称、因而有「大笨象」之称的汇丰控股在三月二日公布业绩和供股的消息后，股票翌日大泻接近两成。在有关经济的坏消息几乎无日无之、人心严重虚怯的环境下，汇丰股价的江河日下，成为了彻底压垮香港人对经济会于短期内复甦的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the last straw)。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说今次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即英文所说的「a blessing in disguise」，很可能会被讥为自欺欺人的阿Q。然而其实只要想深一层，不难发现建基于借贷、贪婪、剥削与欺骗的无节制资本主义(unbridled capitalism)，多年来它所到之处，就是落下雪泥鸿爪的案发现场；而并非在今日才罪有应得，只是我们到今日才如梦初醒而已。
的确，倘若没有这场摧枯拉朽的金融风暴，世人肯定还会相信资本主义将会解决人类所有问题，而过去二十年来由科技——电脑、光纤、卫星和互联网——带动的繁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次按危机在美国爆发之前，一套对所谓「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的新主导论述 (master narrative)已经成形，并且取得了学术的认可和多国领导人的默许。
按照这套主导论述，在资本主义的推动和市场的有效运作下，全球的经济会不断增长，生产力亦会屡创新高。基于水涨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的逻辑和财富效应，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演进，将没有可能发生。
这套论述跟马克思主义一样，断定社会无可避免地会朝某一个方向发展。全球化和超级资本主义无可阻挡的发展，就像日出日落、下雪降雨一样，是一个顺天而行的自然过程(natural process)。马克思主义者视资本主义激发的阶级矛盾及社会动盪为无可避免，超级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则坚信经济和生产力的增长没有上限。两者的共通点在于，都相信事态甚至历史会朝著某个方向发展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并且排除另一途径的可能性(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超级资本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深恶痛绝，讽刺的是超级资本主义其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反面(the flip side of Marxism)。跟马克思主义一样，超级资本主义以经济的后果和必要性来量度万事万物，并深信所有的事情和政策，皆繫于市场的定律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问题正如「目标为本」的管理专家常常说的，要想得到甚麽，就要衡量甚麽(what you measure is what you get)。
一个只懂得用经济思维来思考的社会只会越来越自私，它的政治只会越来越肮葬。比方说，如果社会早有共识，确认「经济增长」是不辩自明的大利(self- evident good)，那谁人还有兴趣去关注全球暖化的问题？倘若政府的责任只是促进经济和「製造水涨」，它的政策就自然向商界的利益永远倾斜。无怪乎美国这个超级资本主义发展得最猖獗的国家，在布殊的领导下越发似一个反民主国家(anti-democracy)多于民主国家了。
由此看来，即使我们在今次金融海啸中险遭没顶，还是要心怀感激。金融海啸以异常粗暴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超级资本主义丑陋的一面(前英国首相希思曾经用「the unacceptable face of capitalism」来形容资本家的贪婪无耻)。
这当然不是甚麽惊天动地的新发现：贪婪、剥削与出卖本是资本主义的原罪，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已经说过，巨大财富的背后总隐藏著罪恶 (Behind every great fortune there is a crime)。可是对任何人来说，最珍贵的知识多数来自亲身的经验。
金融风暴教晓我们的，不是不要与股票谈恋爱，或者在甚麽时候应该贪心，甚麽时候应该小心；而是压根儿不应该把我们的幸福、自我形象和安全感寄託在股价的上落。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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