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之女揭秘《原野》被禁内幕
http://digest.creaders.net/articleViewer.php?atid=281812&id=288009《原野》，由开国元勋叶剑英之女凌子执导的影片，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即拍摄完成，但历经7年，才于1988年允许在国内公映，并荣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个中由来，一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谜。
1988年，电影《原野》荣获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会上感慨道：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
“不知道叶大小姐要干什么”
《原野》是剧作家曹禺1937年创作的作品，与《雷雨》《日出》并称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 ”。作品描写的是，在民国初年北方一个偏僻农村里，被恶霸地主焦阎王夺取土地、活埋父亲、卖了妹妹、抢走未婚妻的农民仇虎，从监狱逃出后向恶霸地主复仇的故事，揭示了在黑暗畸形的社会中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http://pub.creaders.net/upload_files/20090404161544.jpg
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凌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30年后，凌子提起当时的选材仍兴奋不已。
《原野》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解放后还遭到过批判，这部作品的演出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凌子，原名叶向真，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投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期间转行学医，在北京301医院担任7年外科医生。“四人帮”倒台后重返文艺界。
1978年，重新“归队”的凌子调任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当时，凌子和北影以及中戏的一些朋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艺术。在这个松散的小沙龙里，艺术成了他们表达自我思考的一种途径。一次，凌子向朋友们提出了改编《原野》的想法。
曹禺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子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子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凌子笑着说。
没有得到回应的凌子找到当时的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当时眼睛眨了半天,说，‘我们从来都拍纪录片啊’。”凌子回忆说。
吴江开始给凌子出难题。“给你20万，干不干？”凌子说：“干！”凌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革”前，中国拍摄一部小成本的故事片，大致需要 80万到100万人民币。“我了解吴江的脾气。如果干得好，以后他会支持的，所以我打算先上马再说。”凌子说。果然，后来吴江看了他们拍摄的外景画面很兴奋，说，“好，你们拍吧。”
剧组成立后，首先通过北影厂和长影厂借演员。“选来选去，女主角觉得刘晓庆最合适。”当时，刘晓庆正在拍摄《神秘的大佛》，接到通知后非常干脆：“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男主角的借调虽然有些波折，最后仍然选定了硬汉形象的杨在葆。
《原野》既是名著却又遭到过批判，凌子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十分谨慎。“当时拍刘晓庆和杨在葆的一段幽会的戏。导演组在现场开会，讨论怎么表现两个人亲热过。有人说刘晓庆的两个扣子都解开，有人说不行。最后定的是只解开第一个扣子，再把领子拉大一点。”《原野》副导演黄嘉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影片从1979年10月开机，到12月杀青，历时3个月，最终花费23万人民币。“当时不让我对外说是20多万，对外要说是大制作。”凌子大笑道。
影片拍摄完成后，凌子再次邀请曹禺看片。再三邀请之后，曹禺来到北影厂观看了尚未音画合成的样片。“看完之后老头非常高兴。他把能请的朋友都请去看，在北影厂连续看了7遍。”凌子说。
后来，曹禺还在家中宴请《原野》剧组人员。席间，曹禺对凌子说，“我跟你说吧，当时我不知道你这个叶大小姐要干什么。我这个《原野》已经给批了一遍了，已经压箱底不敢吭气了。你又要拿出来演一演，回头给我抖落出来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问这个事情，也没法阻止你们。”
凌子问曹禺先生，“那您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失掉原意？”曹禺说，“更凝练了，比原作好。” 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
凌子回忆，“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当时，中国新闻社主要对港澳发布消息，所以港人是这部电影重要的观众群之一。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他是国际电影圈里大名鼎鼎的“中国通”，曾多次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当时，马克·穆勒来到中国，在电影局待了一个星期，看完13个电影厂呈送的全部影片，都没选中，最后决定将中新社立项拍摄的《原野》送去参赛。
为出国参赛，影片要送到日本东洋显像所进行后期制作。摄制组派摄影师罗丹赴日办理。临行前，罗丹从单位借了一提包的日元。“当时没有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罗丹就抱着那包钱去的日本。而且走到哪都抱着那个包。”凌子说。
一切就绪。凌子回忆说，就在签证全部办理完毕准备前往威尼斯的时候，演职人员突然接到电影局通知：禁止前往威尼斯，理由是这部片子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
凌子至今还记得，电影节上，她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原野》是第一部中国大陆生产的入围参赛电影。
《原野》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
回国之后，按照正常流程，《原野》开始进入审查和公演事宜。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片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就是不让演。电影局说中新社是对外的，所以国内不能演。”凌子说。
后来，因电影局称此部电影不能代表中国，也因这电影不允许在国内放映，凌子在圈内得了一个绰号：“外国导演”。
据凌子回忆，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宣扬暴力复仇。凌子记得，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 ”，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
一时间，关于《原野》的传闻四起。有说影片中有刘晓庆的裸戏，而且电影分为国内国外两个版本。影片主演刘晓庆在其回忆录《路程》中写道，“传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后来据说竟然出现在国内的《大参考》上。”
http://img2.cache.netease.com/cnews/2009/4/3/2009040309511278c76.jpg
叶剑英与叶向真
内参片转公开
虽然国内禁止公映，但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从另外的渠道伴随着传言在大众中开始传播。“《原野》那会儿成了国产内参片。很多机关开会，休息的时候都放这个电影的录像带。”《原野》的监制马游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凌子感到，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1982年，凌子为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根据作家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电影节的关注，对方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给回应，随后寄出另外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参展。与《原野》相反，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
有香港的朋友问凌子：“你又怎么了？”凌子无奈地答，“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这两部电影之后，《原野》的男主角杨在葆曾在一次碰面中对凌子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要保持下去，下一部要拍什么，表现什么？”
凌子当时回答，“下一部我要拿大顶。”1985年，凌子果然拿出了一部“拿大顶”的作品《三宝闹深圳》。这是一部北京和香港合拍的闹剧喜剧，夸张的闹剧风格与凌子前两部影片基调大相径庭。
凌子用《三宝闹深圳》这个闹剧挥别影坛，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
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结。1987年12月15日，中国新闻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一栏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据凌子好友黄嘉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是凌子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电话，告之《原野》在国内上映的消息。随后凌子接到邀请，回内地领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打个补丁。”凌子对于时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读是，“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了吧。”
现在的凌子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大部分时间安静地生活在北京。电影，对她而言似乎已成过眼云烟。
对《苦恋》的批判，为什么风声大雨点小地草草收兵了？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4_9_21_4_19_335.html控制传媒引发倒退的连锁反应是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从而掀起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苦恋》是白桦与导演彭宁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1980年拍成电影《太阳与人》，没有公开上映。它以经历坎坷的黄永玉为原型，描写画家淩晨光在共产党执政后，一心向往光明，毅然决然抛弃国外舒适的生活环境，投入祖国怀抱。然而好景不长。在泯没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画家受尽淩辱，生不如死。当女儿星星决定弃国出走时，画家不同意，因为他苦苦地爱恋着自己的祖国。女儿问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煎熬画家的是无以言对的痛楚。他被人追踪，被迫逃亡，流落为荒原野人，摆脱不掉的依旧是对祖国的一往深情。临终，画家以他仅存的微弱的生命力，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爬出了一个硕大的问号。问号下面那个点，就是画家渐渐冷却的躯体。当太阳的光芒射向天空，画家睁着眼，手尽力伸向苍天，他想看到什么？！他想抓住什么？！对生命的灰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显然有人对邓小平着力提起《苦恋》，他看了电影，惹得他第一个公开表态。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人谈话时说，不仅要纠‘左’，而且要纠‘右’，‘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总政治部立即组织批判，在《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批评《苦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 ‘四项基本原则’ 的错误思潮。有关部门还三令五申责令全国报纸转载。
作为共产党喉舌的《人民日报》拒绝执行。《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重要大报亦以《人民日报》没有转载为借口，闻风未动。
文艺界、知识界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式的批判不屑一顾；《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师生则公然与之针锋相对；海外知识份子对扼杀创作自由的作为亦义愤填膺。
此时，与华国锋最后一搏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会议重头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准备审慎定稿，任何疏漏都有可能令需要用选举形式确定的邓、胡、赵体制生出变数。为防堵暗潮汹涌的群众反批判情绪万一被政敌利用误了大事，胡耀邦出面说，对《苦恋》的批评，引起了国外的议论，反映很强烈。现在把它冷下来，放一段时间再说。
6月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按照邓小平的意愿胜利结束。用他的话说就是 ‘我们这次会议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反‘左’斗争大功告成。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苦恋》浮现出来。7月17日，邓小平就思想战线问题谈话时严厉批评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 ‘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就有人说是打棍子’。他认为《苦恋》‘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说共产党不好，宣传的是不爱国’，‘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苦恋》的问题’，‘《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周到’，‘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由《人民日报》转载’。
配合邓小平讲话，宣传机器立即开动，厉声批评 ‘涣散软弱的状态’；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耀邦作了长篇演讲，他指责《苦恋》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并向《人民日报》施加压力。《人民日报》被迫转载了《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调子比《解放军报》低了很多。
大家对批判兴味索然，连《文艺报》也没有写出什么有份量的东西。批判气势不温不火。‘理论权威’ 胡乔木披挂上阵，亲自撰文，上纲上线，妄图催化批判的力度，亦未能激起多少涟漪。
老百姓则把邓小平的‘但’书，‘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当作 ‘尚方宝剑’，软磨硬泡、四处散风，说是又要搞运动，又要整人了，弄得人心惶惶。真作假时假亦真。强大的社会舆论给了真愿意适可而止，不想整人的胡耀邦找台阶下来的理由。在白桦作了权充检讨的《关于<苦恋>的通信 —— 致解放军报》后，在《文艺报》编辑部作了搪塞式的自我批评后，胡耀邦讲话了：《苦恋》需要批评，白桦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问题圆满结束了。白桦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
前前后后历时8个月对《苦恋》的批判，就这样风声大雨点小地草草收兵了。
邓小平在谈涣散软弱时，除了点名文艺界，还有意提到‘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挑起《苦恋》风潮时，固守思想僵化阵地的 ‘文棍’ 立即旁征博引在理论界寻找猎物，指责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是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捅给邓小平。但是由于受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制约和胡耀邦的调和，也只能随着批判《苦恋》的起伏波动，并如批《苦恋》一般，草草收场。但通过这场打斗，邓力群依傍胡乔木，靠搬弄是非，取悦邓小平，攫取到觊觎日久的中宣部长宝座，取代了还算温和的王任重。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