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叹三声：陈独秀之女辛酸坎坷人生！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0812/news-gb2312-755938.html陈独秀之女坎坷人生: 幼年辛酸！婚姻不幸！客死纽约！
（来源：中新网）
今年4月14日，93岁的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少有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感到惊叹与大惑不解：一代人杰之女，为何落得这样的凄凉？
幼年辛酸婚姻不幸
陈子美生于1912年，为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所生之女。陈子美与比她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是童年的游伴，亲密无间。她10多岁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之时，陈独秀忙于公务，顾不上家庭，子美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父母感情破裂后，他们姐弟又随母亲离开上海独居南京破草屋。生活所迫，她与弟弟鹤年不得不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她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她快毕业之时，母亲高君曼久病无钱医治而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比她大10岁，在南京银行和供销社供职的张国祥相识，从此相爱。张国祥与陈子美结婚前已经有妻室子女，但他一直瞒着陈子美。1936年，陈子美生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时，张国祥找来一个称之为“表妹”且带着个孩子的保姆来照顾她。不久，这个“表妹”保姆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表妹“保姆”便是张国祥的结发妻子蔡氏，那个小孩即是张国祥与蔡氏所生最小的女儿。此时的陈子美才如梦初醒，她与张国祥大吵并要与之离婚。张国祥无奈，只得与结发妻子蔡氏离婚。
1937年，陈子美与张国祥携二子三女避难重庆。1938年8月，陈独秀偕同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避难于与重庆毗邻的江津。陈子美要去看望父亲，但张国祥却不让她去。原来，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判刑关押在南京监狱，此时张国祥与陈子美已完婚，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当陈子美把自己与张国祥的婚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父女俩在狱中吵了起来，陈子美与张国祥转身就走。后来，张国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陈独秀。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陪都重庆实施战略性大轰炸。陈子美又匆匆逃离重庆，经昆明到香港。
陈子美一家在香港小住后，又取道回上海。不久，陈子美与张国祥的感情彻底破裂，她带着四个儿女另租房分居。抗战期间，上海滩物价一日三涨，生活越来越窘迫。于是，陈子美带着子女搬到南京，住在下关，过着像她母亲当年带着她与弟弟独居南京时那样穷苦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与张国祥正式离婚。然而，张国祥不给她及其子女生活费，一个弱女子哪能养得起四个儿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子美只得忍痛割爱，丢下四个亲生儿女，毅然离去。 从不向孩子提起外祖父
陈子美忧愁、无奈，回到上海。她凭着一手妇产科的医术，在一家医院谋得助产士一职。
不久，她又结识了在浦东开推土机的司机李焕照，并同他结了婚。陈子美又与李焕照生了两个儿子。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子美与前夫张国祥所生的三个子女在上海读书。长子张肇山、长女张树仪先后参军离开了上海。张肇山参军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后被人陷害屈死于狱中，时年只有20多岁。二女儿张树德1953年初中毕业，填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一栏时，不知如何填写，去问父亲张国祥。这时张国祥才不得不告诉她，她的外祖父是陈独秀。女儿听了不解地问父亲“是不是历史书上讲的那个陈独秀？”张国祥看看女儿，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
直到1956年，张树德考取山东大学，向在上海的母亲告别时，陈子美才给她看了外祖父陈独秀的照片。1956年，陈子美和李焕照全家迁居广州。
“文化大革命”时，陈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遭受种种折磨。在一个深夜，广州珠江口有一位年近60、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老妪，用了她一生的积蓄和首饰，秘密请人把自己绑在一只汽油桶上，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偷渡香港……这位老妪，就是陈子美。
自此后，陈子美生死不明，音讯全无。 30年后在美国露面
30年后即1997年，陈子美竟然奇迹般地在美国纽约露面。
原来，她冒死“泅海”偷渡香港，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到达香港后，与先行偷渡抵港的与后夫所生的小儿子，在香港停留了短暂时间后，陈子美就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陈子美先在华人开的医院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些钱后，开办了一家私人产科医院。她的医道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
1975年，陈子美到美国定居。1982年，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下一个合作公寓单元，不幸1991年生病入院时，被人偷走放在寓所内的一生积蓄，生活陷入困境。年近90的她向联邦政府申请养老生活补助救济金。然而，由于每月只有400多美元，而合作公寓的维持费每月就需400美元。因此，从 1993年起，她每月都无法缴清公寓维持费，到期共积欠约1万4千美元。于是，管理公司向法院起诉，她在面临判决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之时，被迫向媒体透露了她的身世。后在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才摆脱了困境。
1997年，陈子美在大陆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得知母亲还健在美国，寻求外交部门的帮助，与久别的母亲取得了联系。陈子美也曾想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看看，与亲生女儿团圆，但因年事已高，一直未能如愿。
晚年的陈子美患有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但她的生活态度非常积极，邻居们常常看到她戴着轻便的呼吸器散步。今年2月25日，她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来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时，陈子美客死纽约。
摘自《团结报》吴晓/文
陈独秀 生平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2.htm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 “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 “不拥国、不阿共” 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 活动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 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政治弹压。
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 简要评传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 ”，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陈独秀故居—— 北京箭杆胡同20号 （作者：王之鸿）
箭杆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呈“T”字形，南北向一竖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与东西向的一横相通，东西向一横的西段曲折，东不通行，西口在骑河楼南巷，全长150余米。据记载，“箭杆胡同”始称于清光绪年间。何谓箭杆？箭杆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搁栅)所用的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据此分析，当年胡同内应有加工、经营箭杆的作坊、店铺。胡同今已无存，只因保留“陈独秀旧居”还剩下西口凹进去的一小截，但已经不是胡同了。
箭杆胡同20号，旧时的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在胡同西口内南侧把角处，东西并排两个院落，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20号，朝西的街门是骑河楼南巷9号(旧门牌是妞妞房9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此房原为孙姓人家的房产，购于民国元年(1912年)。1917年，陈独秀来京后租住东院，即箭杆胡同9号；如今，箭杆胡同 20号作为“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独秀旧居”的街门建在院子的东北角，面北，为“如意门”①:院内有正房3间带1间东耳房，南房3间亦带1间东耳房，东厢房两间；院内西墙有随墙门通往西院。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正房3间前出廊子。陈独秀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这个院子里断断续续住了3年。
陈独秀(1879－1942)，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行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
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人便是陈独秀，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一生既辉煌，又坎坷，晚年蛰居在四川江津乡下，只有一个老保姆陪伴，但陈独秀仍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1941年秋，陈独秀作了一首题为《对月忆金陵旧游》的七言绝句。诗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居住期间，上演了其人生最为辉煌的一幕。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住在箭杆胡同9 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沪迁京，驻地也在箭杆胡同9号，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在社会各界的营救、声援下于9月16日获释。
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李大钊则献上诗作《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着的带篷骡车，出了北京朝阳门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风里娓娓地进行着。
1927年7月，陈独秀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又因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而被开除党籍。但是，人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陈独秀的肇始之功。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
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
傅大章答:“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毛泽东没有忘记陈独秀，箭杆胡同的街坊们也没有忘记陈独秀。
我在2002年拜访了一次箭杆胡同20号。一进胡同，我随便询问了两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子，他们都能准确说出陈独秀旧居的具体位置，而且脸上还掠过不易察觉的自豪感。尤其是原来的房主孙志诚先生，当时他已是83岁高龄，还非常热情地引领我走进院子，并详细地向我介绍:“当年我们家住在西院，东院整个都租给陈独秀先生了。北房3间是陈先生的住房，南房3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那间小房是传达室，《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就挂在那儿，两间东房是陈先生的车夫和厨子住的地方。东、西两个院子是相通的，当年陈独秀受通缉，就是从西院那个门妞妞房9 号逃走的。”
我想:依孙老先生年龄推算，应该见过陈独秀在这里居住，但不应该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关于陈独秀在这里居住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听说的，可是孙老先生却如数家珍。
思绪至此，不谙诗道的我却流淌出四句不能称为诗的诗:
小院当年聚风云，独秀引来万木春；
千秋功罪任评说，毕竟巍巍一昆仑。
注:
①如意门，北京四合院中采用最普通的一种街门形式，门洞左右上角有两组如意形状的砖制构件，两只门簪迎面也多刻“如意”二安。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海出版社)
《百年春秋——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经济日报出版社)《陈独秀儿女们的人生命运各不同》(载《现代家庭报》)
陈独秀墓
墓碑无语，鲜花寄怀。被辟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独秀墓，在历经风风雨雨、几次修复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 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安庆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1982年拨专款两万元对墓进行整修。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 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目前，安庆市拟以陈独秀墓为重点，在上世纪90年代原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独秀园”。新的规划修编已完成，并在抓紧实施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园林式红色旅游景点，将为世人所瞩目。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
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
陈独秀的 稿费知几何？（作者：陈旭）
http://www.cppcc.gov.cn/rmzxb/cqzk/200610260034.htm陈独秀在其革命生涯及后来的凄凉晚境里，始终笔耕不辍，也挣得了一点稿费，这些稿费为他清贫的生活多少有些补偿。
陈独秀于1914年7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他把丢在上海的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委托给汪孟邹照顾。因为生活清贫，高君曼年纪轻轻就患了肺炎。这种病在那个时候，几乎是不治之症。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说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促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汪孟邹的介绍下，杂志由群益书社陈氏兄弟发行。群益书社提出，陈独秀得编辑费、稿费月 200元，月出一本。陈独秀知道这个稿费不高，但他还是满口答应了，有200元固定收入，至少可以做点事了。
1917年初，他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两个孩子仍留到上海读书。当时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陈独秀就委托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兄弟作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就所剩无几。延年兄弟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他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了。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组织上每月只给30元或40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秀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月300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后来，陈独秀和第二个妻子高君曼的婚姻又有裂变。高君曼是陈延年的姨妈。她为陈独秀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和年，又名鹤年，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此处有误 --- 张剑哀注）。1925年10月，两人的关系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就带着亲生的孩子回到南京。东厂街的两座草屋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而购置的家产，有房子十余间，地数十亩。高君曼母子就在那里安了家。陈独秀每月给高君曼母子50元生活费。其中由亚东图书馆从他稿费中每月支付30元。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没有生活来源，他的生活费用遂成大问题，以至朋友关心他，譬如胡适和赵元任曾以《字义类列》稿费名义，送过陈独秀 1000元；敌人拉拢他，蒋介石曾叫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许以十万元，请出狱后的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王明造他的谣说他每月领日本津贴 300 元等，这些都与钱有关系。他在1937年初秋出狱后的经济生活来源，也就成为缠绕他生命最后里程的难题。陈独秀晚年生活来源，大致有四种：一是“北大同学会”（或“北大”）的每月三百元。这是陈独秀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基本生活保障，若不能按时收到，其生活不堪设想。二是文章稿费。出狱后，陈独秀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获得一些稿费。三是演讲课酬。出狱后，陈独秀在武汉大学、重庆、江津一些单位，演讲抗日问题，获得一点稿费。四是朋友的救济。
陈独秀晚年时，和第四个妻子潘兰珍（此处有误，似应为三次婚姻 --- 张剑哀注）隐居于四川江津，在离县城20多里的山村鹤山坪定居。在那里，他把在南京监狱中撰写的文稿校定编辑，定名《小学识字教本》。该书收录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荀子韵表考译》、《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中国古史考》、《禹治九河考》等学术文章。这部书探寻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企图解决汉字难认、难记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的，陈独秀是第一人。
当时，陈独秀贫病交加，生活困难，住房条件又差，他艰难地写完上编，下编也写出了一部分。此书在编辑中，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2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发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定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 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嘱编译馆改改书名，方可出版。编译馆转告陈立夫的意见，陈独秀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 ‘小学’ 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此，他一直没有动用那二万元。然这部书稿却被直接受命于重庆卫戍区稽查处的国民党江津县公安局稽查所为监视陈独秀而制造的一次盗案中抄走。直接制造这起案件的江津县稽查所所长李杰川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犯罪。
在此之前，陈独秀的生活困难重重。一天，潘兰珍对他说：“老先生，钞票没有了，动一动那笔钱吧！” 她指的是《小学识字教本》预支的那二万元稿费。
陈独秀却说：“那笔钱动不得，我不改书名，他们就不出版，我也就不动他们一分钱。这样吧，把烈武兄送我的那件灰鼠皮袍先当了。”他说的烈武是指民国四大都督之一的柏文蔚。就这样，书名不改，书不能出版，预付稿费如数退编译馆。
陈独秀晚年月生活费开销很大。如1940年秋，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大米三十余元一斗，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以及一个用人共三个人，一月吃米一斗五，加上油盐菜柴，生活费要月二百元；冬天，怕冷的陈独秀迁到江津城过冬，大米七十元一斗，生活费要月三百元。到了1941年秋，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生活费要月三百元，冬天到城里要多一二倍，月花销六百元。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清贫的生活中客死江津。潘兰珍在安排妥他的后事后，怀着悲伤的心情，带着陈独秀所剩的一点稿费和在南京监狱时友人送的五个东汉古碗，离开他们生活了四年的江津，在重庆附近的一家农场，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陈独秀墓 （独秀园）介绍
http://bbs.ahradio.com.cn/read.php?tid=562191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
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
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
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安庆市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在1982年拨专款两万元对墓进行整修。1998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目前，安庆市拟以陈独秀墓为重点，在上世纪90年代原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独秀园”。新的规划修编已完成，并在抓紧实施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纪念、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园林式红色旅游景点，将为世人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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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传奇婚姻
http://lrg6387.blog.hexun.com/8125442_d.html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擎杆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他是首席功臣之一。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又因为犯了路线错误而远离革命，成为一名托派分子。最后穷困潦倒，靠朋友、学生接济度日，终于病死他乡。
与陈独秀一生传奇经历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他四次扑朔迷离的婚姻。
（一）
1897年，时年18岁，已考中秀才的陈独秀，在长江边的安庆城陈家老屋，迎来了他的新婚妻子，新娘高晓岚，生于1876年，年长陈独秀3岁，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当时，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为官东北，在安徽、辽宁置地千亩，在沈阳、北京均开有铺子，陈、高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然而，陈独秀虽贵为秀才，思想却极为开放，高晓岚目不识丁，又裹了一双小脚。两人少有共同语言，因此为两人的不幸婚姻埋下了伏笔。1901年，陈独秀远离妻子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很少回家与妻子团聚。并于1910年与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双双私奔杭州，彻底抛弃了高晓岚。高晓岚忍受被弃之羞，独守空房，苦心支撑，抚育三个儿子。谁知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长大后追寻乃父，从事革命活动，先后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经受几次重创，高晓岚身染重病，终于1930年冬离开了人世。
（二）
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生于1886年，为陈独秀岳父高登科后妻六氏所生。君曼年轻漂亮，又读过书，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青年。因此，经过几次接触，很快与姐夫陈独秀撞出的爱的火花。1910年，两人不顾被逐出家门的处罚，由自由恋爱发展到私奔同居。高君曼与陈独秀共同度过了20年不平凡的婚姻生活，20年里，高君曼与陈独秀琴瑟相合却不乏暗流。陈独秀虽倾心于这位曾经的妻妹，却时常作寡人之欢。这自然引起高君曼的不满，两人时起争吵。更为严重的是，1926年初，身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突然失踪，党内同志以及高君曼均不知其所踪，以为他已遇害。直到一个月后，他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陈独秀又秘密“结婚”，与一位漂亮的女医生同居在一起，并且断断续续共同生活到1927年3月“四.一二”事迹前夕。“四.一二”事迹后，陈独秀被蒋介石反动派通缉。同时，在党内他又犯下右倾错误，被批判和处分。陈独秀独自隐居沪上渔阳里，其间，又与女工潘兰珍相识同居。
陈独秀两次出格之举已彻底伤了高君曼的心，1930年，陈独秀求助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出面，每月支助高君曼30元，结束了与高君曼的婚姻。高君曼携一双儿女居于南京，不久即患癌不治，于其姐高晓岚含愤离世的次年，病殁于南京，年仅46岁。
（三）
陈独秀的第三位妻子叫施芝英，是一位医生，当时陈独秀因患胃病常去求治。施芝英被陈独秀的大名所吸引，两人很快秘密同居，直到1927年3月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撤职，两人才分手。
有关施芝英的详细情况以及两人生活得如何，因何分手，都是一个迷。因为施芝英一直到1973年病故，也从未向人们讲起过与陈独秀的这段萍水之缘。现在人们所掌握的些微材料，是施芝英去世后，她的养女向世人透露的。
（四）
陈独秀最后一位妻子叫潘兰珍，生于1913年，她与陈独秀相差34岁，却陪陈独秀走完了穷困潦倒的后半生，是陈独秀凄凉晚境中相濡以沫的妻子。
潘兰珍生于江苏南通，在上海的贫民窟中长大，七八岁时，潘兰珍即进入英美烟厂当童工，成为一名包身工。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陈独秀埋名隐姓，在上海永兴里隐居，与潘兰珍成为邻居。一次，陈独秀胃病发作，幸得潘兰珍相救，才得以保住性命。共同的境遇，使两人忘记了年龄之差而结为老少夫妻。潘兰珍年轻美丽，却对陈独秀爱慕关怀备致。
1930年，陈独秀突然被捕，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潘兰珍毅然辞去在烟厂的工作，只身从上海来到南京，在监狱旁租住民房，每日入监照顾陈独秀，“伴监”达五年时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辗转流离，先后寄居于南昌、武汉、重庆等地，最后落难于江津鹤山坪，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数年间，陈独秀穷困潦倒，靠朋友、学生接济度日。潘兰珍始终爱心相随，痴情不改，与年迈的夫婿相濡以沫，始终默默地陪伴着陈独秀。为此，陈家一家人对潘兰珍感激不尽。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鹤山坪。临终之际，他独对潘兰珍放心不下，嘱咐朋友、学生一定要关照好自己的少妻。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在陈独秀的学生们的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4年后，她又孤身一人回到上海，在浦东安下家并与一位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然而，结婚后不久，她的新婚丈夫即暴病身亡。这个沉重的打击，使精神已经支离破碎的潘兰珍再也支撑不起来了。1949年11月，36岁的潘兰珍因病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
再说 “陈独秀的传奇婚姻”
http://hsb.hsw.cn/gb/newsdzb/2001-06/02/2001-06-02-06lzjx1.htm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风骨学识、功过是非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在三次婚姻中的情感交织。将军千金高晓岚温柔娴雅却太过于守旧；小姨子高君曼热情活泼却也给陈独秀带来不少麻烦；一位普通女工潘兰珍的勇敢选择感人至深……一代精英的情感世界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一见钟情：继娶妻妹高君曼！
挑战礼教：一生开心这一回！
1898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他便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五大”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之后，陈独秀又留学日本，接受了进步思想。也正是这段时间，高晓岚又为陈独秀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和一个圆圆脸、活泼好动的儿子，这个男孩就是日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组织工作者、“五大”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乔年。
1908年底的一个夜晚，正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教员的陈独秀，接到凶信：10月3日，37岁的哥哥庆元（孟吉）在东北因肺病逝世。听到凶信，陈独秀耳朵嗡嗡作响，脑袋一下子就大了。翌年冬天，陈独秀告假去东北，将庆元的灵柩取道上海，雇了一只民船，沿长江水路运回安庆。此时，陈独秀近60岁的嗣父陈昔凡早已告老还乡，颐养天年。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回安庆时，陈昔凡正卧病在床，灵柩入葬后，陈独秀只好在父亲身边多呆了几天。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中。“啊，是小众啊！快要认不出你了。”陈独秀见到高君曼，愣了一下，赶紧招呼。高君曼1888年出生，比陈独秀恰好小了10岁。此时20出头。高君曼里面穿着合身的红色小袄，外面罩着豆绿色格子外衣，围着一条雪白的围巾，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活泼灵动，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潮女性的不俗气质。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豪。此次她不在别处停顿，急急赶到姐姐家，内心里隐隐约约就有和姐夫见面的愿望。这会儿见姐夫看着她，脸上有些热，反而有些不自在了，“哧哧”地笑着说：“不认识我是自然的，姐夫现在是留过洋的新派著名人物嘛。”
陈独秀见小姨子这样随和地与自己开玩笑，也高兴地笑着说：“到底是去京城见过大世面的女子，嘴也学会不饶人了。”穿着老布对襟褂子的高晓岚对陈独秀说：“小众这次回来，要你帮她找份事情做哩。”“我能帮她找什么事呢？”陈独秀仍旧笑嘻嘻地说。他见高君曼皱了皱眉头，又说，“先别急嘛，事情总是能找得到的。”这一期间，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也特别甜。
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了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我们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自己一点也作不了主。”陈独秀见高君曼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兴致勃勃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叫苏曼殊，也是因为父母包办婚姻，自己爱的人却不能与她结婚，男女相悦不能相爱，结果由父母作主，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结了婚。苏曼殊痛苦不过，出家做了和尚，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怀念情人的诗集。那真是字字含血，声声带泪啊！”
高君曼愣愣地望着眉飞色舞地姐夫讲东讲西，姐姐进来时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黯淡了下去。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
从这以后，高晓岚的话便更少了，初见妹妹时的喜悦荡然无存，恨不得小众能早一天离去。陈独秀仍然和高君曼没完没了地在一起摆谈，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一天，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了退婚问题。
陈独秀说：“我在几年前写了一篇《恶俗篇》，其中就谈到退婚。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人找了坏女人，女人找了坏男人，怎么不能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硬凑合在一起，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家与国都不得安宁。”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她眨眨眼睛，惊异地望着陈独秀，笑着问：“你和我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蛋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儿，反问道：“你姐姐难道是个坏女人么？”“当然不是。”“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合适的，又何必非退不可呢？”
陈独秀说完这话看了小姨妹一眼———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听了这话，高君曼的脸“唰”地更红了。她不好意思地侧过头去，因为她清楚地想象得出这话里所包含的意思。但姐夫仍在看着她，好像是要把她的内心世界看穿。“花开不张口，含羞又低头，拟似玉人笑，深情暗自流。”此刻，陈独秀看着既惊又羞的小姨妹，仿佛是在观赏边缘红晕的乳黄色含笑，花朵芳香，清雅宜人。陈独秀大胆地抚住了高君曼的头发。高君曼身子犹如触电般颤了颤，却没有躲避，而是昂起头来，用盈满深情的眸子注视着激情洋溢的姐夫，勇敢地扑进了姐夫的怀抱。就在陈家大洋房子里，他们有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次，第二次……。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者。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陈独秀也为自己寻得了一份理由。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样的事情毕竟是无法掩饰的。高晓岚大闹起来。和姐妹俩取的名字一样，小众失道寡助，大众得道多助。陈昔凡在病榻上不断地拍着床帮大骂：“禽兽不如，禽兽不如……出此孽种，实在是我陈氏……家门不幸啊！”他似乎在重复着当年白胡子爹爹的咒语。
高君曼思想再新潮，也受不了众人的指责，俏丽的脸蛋日渐消瘦了下去。陈独秀意识到，这是一场胜负早已决定了的决斗，他决定带着高君曼一逃了之。新年伊始，他和高君曼双栖双飞，一起登轮前往杭州。在高晓岚的哭声里，陈昔凡捏紧拳头怒目大骂道：“今生今世，再不准这孽种跨进我陈氏家门半步！”此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陈昔凡取谱名陈遐松，即陈独秀的第三子松年。
而陈独秀经此变故冲击，心已在外，原配高晓岚和陈家大洋房子里的一切，从此后都在他心中模糊起来……
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授课任务并不重，课余除了和高君曼游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师、朋友处走走，以此消闲。
姐夫与小姨子成了旧礼教的挑战者，杭州生涯，是陈独秀一生中不多的最舒心最痛快的日子。（连载二）（选自《中华儿女》）
回复：陈独秀的传奇婚姻
http://tieba.baidu.com/f?kz=307117280高登科连声答应，和查氏母子对坐，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堂厅正墙中间有一幅山水图。陈独秀手足无措，只将眼睛朝画上看。高登科以前没有见过陈独秀，只听说考中秀才第一，对他的才学自有好感。这会见陈独秀彬彬有礼，眉宇中透出几分英气，已是非常喜欢。虽然个头略显矮小了一点，皮肤略黑，因为年轻并不以为然。这时，媒人叫高晓岚端上来茶水、点心。查氏的眼光立即落到了高晓岚的身上。陈独秀呢？既想看，又不敢看，只能正襟危坐，用眼角的余光去打量这位第一次谋面，但很快便要与他长相厮守、养儿育女的姑娘。高晓岚出身将门，穿着长长的洋蓝布大襟褂子，长裤的袂管用小绳子扎紧，一双如莲小脚，见了查氏，甜甜地叫了一声“伯母”，挨次斟了茶水，走到高登科下首的紫檀木圆凳边，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了。
查氏两眼只顾朝高晓岚看，见她荆钗布衣，朴实厚道，模样虽说不上漂亮，也还端庄。心里十分欢喜。原来怕官家小姐过不惯她家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陈独秀，儿子默默地坐着，连大气也不敢出。偶尔，陈独秀也偷瞧一眼高晓岚，心儿嘣嘣乱跳。正巧高晓岚也在偷眼瞧他，那一刻，两人的脸都红了。从高府回家的路上，陈独秀一路无语。俗话说，十七八九无丑女，情窦初开的陈独秀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才答道：“说不上来，母亲做主就是。”母亲笑了。说不上来便是同意，这件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第2年，陈独秀与庆元一起到南京参加了八月的江南乡试。这一次，昭明太子没有能再帮上陈独秀的忙，陈家祖坟上的风水也没有再次显灵。兄弟俩都名落孙山，铩羽而归。回到安庆，陈独秀情绪低落，他视科举为妖孽，发誓再也不参加乡试。这时高家催促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的事，查氏见陈独秀已有18岁，高晓岚已满了21岁，不宜再拖，便答应下来。
成亲那天，陈家的亲族、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酱园铺老板吴欣然带着儿子吴季严来了，小姐夫、大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也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张氏是名门之后，父亲是补用巡厅张懋勋，从小知书识礼，帮了查氏不少忙。张氏弟弟张啸岑是陈独秀的好朋友，少不了也来凑热闹。高登科特意穿上皇帝赏赐他的黄马褂，请了不少当地有脸面的人物到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厅氏所出，小名小众，高晓岚受厅氏虐待，高君曼则饱受宠爱）也从霍邱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桩大事。
头名秀才与将军千金可谓门当户对。然而一个太新潮，一个太守旧。度完蜜月，两个人的话就说完了。
（连载一）（选自《中华儿女》）罗学蓬
身体虚弱的陈独秀在狱中得到妻子潘兰珍的精心照料
http://sport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474/174/class047400001/hwz1175352.htm陈独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众为妻，但思想差距甚远。陈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识丁；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实亡。那时高大众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个新派人物。她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深得陈独秀喜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渐生感情。陈独秀后来又把高君曼带到日本留学，处得很好。1910年，两人不顾家庭和乡里的反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由结婚。但好景不长，高君曼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陈独秀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高不能忍受，两人最终分手。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姓埋名，住到上海熙华德路，结识了潘兰珍。当时潘兰珍曾被流氓欺骗，痛苦万分，只身独居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见面，潘兰珍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腼腆、羞涩，陈独秀很喜欢她。而陈独秀内在的气质、丰富的知识与潇洒的谈吐也深深地吸引着潘兰珍。两人相识不久，就同居了。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不愿写检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钻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灰，忙问，“没事吧？”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独秀将信将疑：“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全国政治犯，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十分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去。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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