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油田是怎麼發現的？真是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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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年代》：那是個已逝去久遠的年代，但讓我們再回味一下那年代活過的人們，發生過的事情。它所敘述的人和事，從建國初到文革，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
一個身高只一米五上下，體重只九十磅左右的男子，該算是其貌不揚吧？但他有經天緯地之才，相貌雖不起眼，卻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他出身於浙江寧波富商家庭，13歲中秀才，19歲出國留學，23歲留學歸來，是那時中國第一個洋博士（比利時魯文大學地質學博士，1912年）。他創造了13個中國第一，如第一本中國地質學講義，第一部中國礦產志略，第一部中國地震分佈圖，第一本中國地圖，第一部中國山脈志，第一部中國地理通論等等。他為中國地質、地理、地震和礦產勘測開創了劃時代的工作。這個人就是翁文灝。
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多半自命不凡桀驁不馴，可是他的許多朋友都十分敬愛他。地質學家丁文江在《我所認識的翁文灝》中寫道；“……我常對他說笑話道：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聖人。若是有，你總要算一個。”丁文江認為：“他是個性極強的人而主張溫和；他是極明察的人而待人很厚道；他是極清廉的人而處世很平易。”胡適在《獨立評論》中引用一位朋友的話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瑰寶，真是人間所稀有。”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已看出中日之戰不可避免。1932年，他先後邀請了數十位知名學者和實業家上廬山講學談話。翁文灝覺得，面對國家危機，已“不能再守住我的本位繼續做研究工作，不能眼看中國淪亡而不去救”。他竭力主張要加快開發中國地下資源，加快工業化建設，以增強抵禦外侮的能力。翁的這些意見甚合蔣介石之意，蔣當即邀請翁參加國防設計委員會，並對翁說“這個主任我來做，秘書長你來做”。該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的參謀本部，是個秘密機構。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都是有軍銜的，翁文灝是“中將”。到了1935年4月，戰爭形勢更加趨緊，國防設計委員會更名為資源委員會，改隸屬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會的前期主要工作是進行中國的資源調查。翁文灝聘請了一大批中國一流的知識份子學者，包括胡適、丁文江、陶孟和等等，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是翁來請，由蔣批准。這就引出了三十年代一批學者從政的熱潮。
對於三十年代一批知名學者從政，現代人書中常有些感歎，甚至不以為然。在當時社會大背景下，國難當頭，有的投筆從戎，有的投奔共產黨，有的棄研從政，皆出於一個目的：報效祖國。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胡適是一向反對做官的，他主張超然於政府之外，自由發表言論與批評。但那時他說：“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做官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只要是為國為民，自己為官清廉，給人民辦好事實事，在那個政權下都是該肯定的。翁文灝恰恰是在抗日戰爭這段從政時期，對國家的貢獻最大，因此也是他一生最輝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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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翁文灝主持的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工作，可以說是民國以來中國政府對基本國情和工業化基礎的首次系統調查摸底，不僅為抗戰，也為以後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基本依據。1934年在他的率領下開發了陝北延長油田。1935年翁被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整頓了河南焦作煤礦，並將湖南江西兩省的銻礦和鎢礦，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控制由資源委員會管理。1936年由資源委員會主持的重工業五年建設計畫開始實施。這算得上是一個雄心勃勃得計畫，按照翁文灝他們的計畫，該會要“在湘，鄂，贛區域內，建立特為重要之基本工礦事業”。他們之所以選擇在內地建立發展新的工業中心，就是預備中日一旦爆發戰爭，這裏將成為後方工業基地。資源委員會計（3）
儘管創業之始困難重重，但甘肅油礦局還是提出了1941年產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產汽油180萬加侖的宏大目標。翁文灝親到玉門視察，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孫越崎率領科技人員、工人全力奮戰，11月提前完成當年目標。1942年8月，蔣介石到玉門視察，對他們在戈壁荒灘深處所取得的成就，深表嘉許。整個抗戰期間，玉門油礦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歷經日機轟炸，1941年井噴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艱難險阻，1939年到1945年間，共實現鑽井61口，產原油7866萬加侖，煉產汽油1303萬加侖，煤油511萬加侖，柴油近72萬加侖，此外還有石蠟等副產品。今天看來微不足道，可在當時卻給抗戰增加了巨大的物質力量。抗戰時期川、甘、陝、新及寧夏、青海部分區域，凡所用油皆賴其供應。更具重要意義的是，玉門油礦培養了中國自己的石油工業隊伍（例如大慶油田的鐵人王進喜，就是那時玉門油礦的工人），為以後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總經理孫越崎也因開發和組織管理玉門油礦的成功，被授予1942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金質獎章。僅僅就開發玉門油礦一項而言，翁文灝的功勞就不能抹殺。翁文灝對政治是什麼態度呢？在他管理的部門裏，幾乎看不見有什麼國民黨的黨務活動，就是翁本人，也是在1938年被任命經濟部長時，才由蔣介石親自介紹加入國民黨。翁奉行的是專家治國，工作人員也多是埋頭技術潛心學術的知識分子。翁領導的經濟部機關直到1945年才正式成立國民黨區黨部。開成立會那天，翁說：“我這個黨員是蔣總裁硬派給我當的，所以很不夠格，也沒什麼話可講。不過我今天只講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這句口頭禪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須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麼？望望總理這兩句遺言，心裏不感到慚愧嗎？”說罷，他點頭退席。
抗戰勝利後，翁文灝接連五次向蔣介石申請辭去各種職務。他說：“原為對日抗戰而參加政府工作，自當為抗戰勝利而告退。”1946年獲准。但1948年蔣介石召開國民大會時，蔣原意提名張群做行政院長，C。C派系卻提名何應欽與之對抗，蔣不得已，只好將為政清廉的學者翁文灝推出做行政院長，翁當然不願意，但又不敢違背蔣的意旨。翁又何以如此呢？翁是為報蔣知遇與救命之恩。1934年翁在浙江遇車禍，蔣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救治，從北京上海調著名醫生給以治療，請浙江省主席代為看望，翁自然銘記在心。1948年6月翁正式擔任行政院長，為擺脫通貨膨脹，發行金圓券失敗，翁內閣集體辭職。12月新華社發言人通電全國，在43名頭等戰犯中，翁文灝名列第十二位。1949年1月蔣介石宣佈“引退”，代總統李宗仁又面請翁出任代總統府秘書長，翁真誠期望國共和談成功，於是再次出山，哪知和平協議最後期限已到時，李宗仁拒絕簽字。5月底翁辭去秘書長一職，到了香港。從此與國民黨政府一刀兩斷。
“戰犯”能返回大陸嗎？翁文灝思來想去，穩妥的辦法是先讓家眷回大陸，他把老父、妻子長子送回北京，也托朋友將自己的“自白書”轉呈中共領導，自己去了法國。美國住法使館邀請他去美國定居，美國雷諾公司願以優厚待遇聘請他任公司顧問，美國地質調查所、礦冶工程學會、機械工程學會也向他發出邀請。但翁文灝堅持要回國。他在自白書中寫道，願以自己的地質地理及其他方面知識報效國家，做一新時代的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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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種種曲折，1951年3月，62歲的翁文灝終於回到祖國。他兒子一家前來接站，滿心歡喜地以為一家就此可以團聚了，不料統戰幹部卻讓翁住進了王府井飯店的招待所。整整五個月的時間，翁不停地寫悔過認罪書，要翁 “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但翁文灝覺得，譴責自己可以，不可以譴責別人，這是他做人的道德底線，因此認罪書一直未通過，最後還是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准予回家。翁文灝在家賦閑三年，生活拮据，他又不願兒女接濟，原來有望在石油管理局找個工作，或者到北京地質學院或石油學院教書，不知什麼原因未能如願，最後只好通過地質出版社翻譯些地質書籍謀生。對於回來的翁文灝，新政權從來就沒有信任過。1953年底到1954初，北京選人民代表時，翁文灝又被取消了資格，收回了他的選民證。翁文灝還天真地去找一些機關說理，但當時北京選舉委員會的主任劉仁給他的解釋是：“翁文灝1948年曾被列為戰犯之一，後來從歐洲回國，與傅作義、程潛等人起義有所不同，如何處理不在選舉委員會職權範圍，但該會在目前情況下，不能給予翁文灝選舉權。”（見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300頁）錢昌照晚年回憶：“此事總理知道以後，讓統戰部第三局局長沙裏來同我說，並讓我向翁轉達總理的話，取消他的選舉資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動，不好直接打擊，將來有機會時給一名義，就可以改變人民的看法。”（《錢昌照回憶錄》15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翁文灝後來雖然做過幾屆政協委員，但始終沒發揮其作用。
文化革命中，翁文灝沒有受到衝擊，但其長子翁心源代父受過，造反派要他交代“蔣介石安排他們父子潛伏的計畫”，“關於勾結偽國防部第二廳的問題”， “美帝陸軍情報局的問題”等等。1970年12月被連續批鬥三天之後，在湖北不幸落水而死。這個中國第一個油管專家，翁文灝原來對他寄予很大期望，想不到如此遭遇，這是他第二次遭受喪子之痛的打擊。抗戰時期，他的次子在與日機空戰時犧牲。在長子噩耗傳來的一個月後，翁文灝病逝，終年82歲。翁文灝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官，他完全是自覺自願的抱著滿腔熱忱回歸祖國，但他沒有像日後歸來的李宗仁那樣風光；他原本只希望做一個新時代的良民，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奉獻給祖國，但是回國後的20年中，在他的人生檔案裏卻是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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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的翁文灝默默無聞，人們已經不知道中國還曾有過一個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但是另一個地質明星冉冉升起，他就是李四光。說來也巧，兩個人是生死同年，都生於1889年死於1971年；李四光早年留學日本，後去英國，1919年伯明罕大學碩士，1927年伯明罕大學礦冶學博士。政治立場決定了兩人的不同命運。李四光是反蔣的，1949年李還在海外時就受到周恩來的邀請，回國擔任科學院副院長，以後又任地質部長。李四光口才很好，又善用辯證法，深得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喜歡，1958年入黨，1959年出版“地質力學”。1961年大慶油田被發現，地質部黨組向中央彙報，說大慶油田的發現是由於運用了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和地質力學理論。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周恩來評價說：“李四光是一面旗幟，對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單獨接見李四光，對他運用新華夏構造體系理論指導找油，更是給予了高度評價，李四光欣然受之。至於大慶油田是怎麼發現的，是誰的功勞，科學院院士黃汲清於1978年寫信給鄧小平要求討個說法，並於 1978年12月的全國科協大會上斬釘截鐵地說道：“可以得出結論說，大慶、大港、勝利油田的發現與地質力學完全無關！這恐怕是鐵的事實！……我在這兒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兩個意見吧。第一，今後是不是不要在報紙或雜誌上面吹噓地質力學的理論發現了中國東部的大油田，不要再這樣吹噓了。第二，今後，地質力學這是一個學派了，應該讓它發展，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其他的學派、理論是要和地質力學一樣，同樣有機會發展”。 黃汲清是怎樣的人呢？黃早年畢業於北大地質系，後分配到翁文灝的地質調查所工作，翁慧眼識珠，派黃去瑞士留學，翁黃都早已在開發陝北油田和玉門油田的實踐中，否定了陸相貧油的理論，解放後黃根據石油普查結果，找出了陸相生油必須具備的條件。大慶油田真正發現者，應該歸功於黃汲清和謝家榮。
這裏還應提及的是翁文灝對地震的研究。1920年甘肅發生特大地震，震級8。5級，死亡20餘萬。翁文灝抱病趕赴現場，進行實地調查，除寫出詳細調查報告外，還總結出我國16條地震帶及其大致頻發次數，於1921年發表《中國震中地域及其地質》、《中國某些地質構造對地震之影響》等重要論文。他還首次繪製出《中國地震分佈圖》。翁在北京郊區建立了地震研究室，裝備了能記錄世界大地震的儀器。但是，到1966年邢臺發生大地震時，周恩來專門找到李四光，詢問地震是否可以預測，李只原則性的回答：應該是可以預測的。做事一向縝密的周恩來把瞭解地震的翁文灝也給忘了，但是李四光該不會忘吧？(摘自王可著《我們那個年代》) 这些照片都是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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