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高考：能考大学不容易(zt)
http://www.sina.com.cn2007年06月07日18:23 CCTV《新闻会客厅》
CCTV《新闻会客厅》6月7日播出“回望高考：能考大学不容易”，以下是节目内容。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会客厅》。在您看电视的时候，全国正有一千多万考生正在非常辛苦地准备着今年的高考，据说这将会创下历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同时今年也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有3600万考生通过高考的考场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是现在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这是30年前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
与如今考场上考生的从容不同，30年前的考生显得更加匆忙和不适应。作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次考试，1977年的高考是当时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而之前，他们已经11年没有见过高考的场景了。不仅如此，所有考生准备高考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而且是11届考生同赴考场，考生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0岁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1977年的高考更像是一次“突然”的考试。
现在的考生可能已经很难理解30年前考生的心态，而对于杨学为来说，印象却很深刻。作为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今年70岁的杨学为既见证了中国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也参与了恢复高考的艰难历程。从1977年高考算起，到2000年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休，他的工作有23年和高考联系在一起。而1977年这次被称作“一个国家和时代拐点”的高考也定格在了他的记忆里。
那么，当时恢复高考的决定为何如此突然，决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30年前的高考对于当年570万考生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小萌：为什么今年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那一场考试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意义，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将会以不同的视角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三十年前。首先要介绍的是，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我们欢迎他。欢迎您，您跟我们讲讲在1977年的时候，您具体负责的是什么？
杨学为：1977年有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我在简报组里，第二次招生会我是起草文件组里。
李小萌：起草文件？
杨学为：对，国务院后来批准招生意见，我是在那个起草文件的小组里。
李小萌：所以今天杨先生主要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恢复高考这个决定是怎么成为一个事实的，我们看到的资料都是说，197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样一个讲话，这是不是恢复高考的一个发令枪？
杨学为：如果从意义上可以这么说，1977年开过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是在5月到6月，在太原开的，那时候当时有“两个凡是”，教育部的思想也不解放，到会的人很不满意，但是教育部还是把这个文件送到国务院去了。这个时候邓小平恢复工作了，这可不得了了，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然后他就开科教座谈会，在科教座谈会上好多人强烈要求废除推荐、恢复考试，他当时拍板决定，把文件追回来，让教育部把文件追回来，重开招生会，一年开两次招生会，建国以来，惟有这一次。
因为历史的原因，1977年之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在中国消失了11年。有上千万城市的青年被规定在中学毕业后，必须离家，去往农村。高校录取的大学生不是按照考试成绩录取的，而是按照“十六字”方针录取的，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而按照这个方针招收的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不仅质量没有保证，而且也带来大量的问题。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恢复出来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经过长达45天的讲座之后，会议决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李小萌：但是在北京开的那一场会一开开了45天，很多人是穿着夏装去的，等开完会的时候天都凉了，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会？
杨学为：第二次招生会是8月到9月，主要是教育部，我认为主要是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会上争论得很多，两派争来争去。比如说高中毕业生要不要两年劳动之后才能考大学，还是说直接可以考大学，这是争论的最主要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审的问题，政审文革中间主要是看出身，然后就是考试的问题，不要考试了，要推荐，这三个是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是打头的问题，争论了四十多天，两派争论来争论去，后来起草了一个文件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是管科教的副总理，送给他看，他很不满意。
李小萌：主要不满意的都有什么？
杨学为：很多，主要不满意是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说得很生气，大家看邓小平文选，9月19号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那篇文章非常厉害的，你们无非是怕跟着我再犯错误，同意这项方针的就干，不同意的就改行，这句话非常厉害。我看主要是批评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具体的问题那就多了，像刚才三个问题都涉及了，比如说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为什么要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是不中断学习，政审的问题，我们起草小组起草了很长的一段，因为文革中间重视政治，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所以我们起草得非常细，他看了之后，大笔一挥，全部划掉，连说三个繁琐，本人带来了一个笔记本。
李小萌：带来证据了是吗？
杨学为：是，这是第二个招生会我的笔记本，刚才我说那个连说三个繁琐，因为邓小平文选里只有一个繁琐，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说三个繁琐呢？本人证据在这儿，当时传达的记录，连着说了三个繁琐，最后说把繁琐的东西去掉，那就是第四个繁琐了，连说三个繁琐，把这个全划掉了。
李小萌：在1977年以前高考虽然停止了，但是大学里并没有停止教课，还是有学生去上学，但是进校门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考试，而是经过推荐，为什么推荐上来的学生像您说的这么差呢？
杨学为：推荐所谓叫做十六个字，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核心的问题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为什么文化水平这么低？当时不讲文化水平，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举起手来，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1972年我出去招生，我在东北师大当教员，我出去招生，这个学生的水平也太低了，公社书记说就是因为低才上大学呢，要是高就不上大学了，诡辩。
李小萌：我们再回到决定了要恢复高考，这么一个重大的轰动性的消息，怎么传达到老百姓当中去的，就是通过报纸是吗？
杨学为： 9月19号邓小平批评了教育部，教育部赶快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改了文件，文件就报上去了，10月5号政治局讨论，10月12号国务院发布文件，10月21号新华社发通稿，发了通稿之后全国老百姓才知道。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的消息一出，知识青年奔走相告，这重新燃起了他们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希望。然而，从10月21号宣布消息到12月10日正式开始考试，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给考生准备考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对于当时组织考试工作的教育部门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李小萌：新闻报出来，但是已经决定了是12月10、11、12就高考了，这中间两个月来得及做所有的准备工作吗？
杨学为：当时不是全国统考，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大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全国统一命题也来不及，还要运过去，是各省命题，各省先有一个县试点，取得经验，因为十年没考了，然后由地市这一级先考一次，按照录取人数的三倍选出来，叫做粗选，然后参加全省的通考，各省的时间都是倒计时这么排，非常紧张。
李小萌：为什么不再缓一缓，到了隔年春天或者更从容一点再去招生？
杨学为：快出人才。
李小萌：就是迫切到这个程度？
杨学为：对，邓小平讲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不想再耽误一年。
李小萌：经过这么多思想意识的碰撞，这么多的校正之后，最后决定什么样的学生可以参加高考呢？
杨学为：1977年规定考生的条件非常宽泛，上山下乡的可以考，应届的可以考。
李小萌：没有个年龄限制吗？
杨学为：甚至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特别优秀的，经过学校推荐也可以考，上到六六、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考生，下到刚毕业的学生，甚至高一高二的学生，都可以考，所以那时候叫父子同考，夫妻同考，是这么一个场面。
李小萌：年龄的界限放了这么宽，对于家庭背景、政治面貌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杨学为：当时邓小平把原来政审那段全划掉了，这是1977年招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应该说文件发布之后，教育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政审的问题，政审的问题不归教育部管，教育部管不了政审，这些学生有的学生过分了，但是政审不合格，当时告到教育部的大量的是这些人，矛盾非常尖锐。
李小萌：在招生的这个通知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人可以考，没有明确的说法吗？
杨学为：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
李小萌：所以这个把关就是留到了后来录取的时候来把这个关了。
杨学为：不，报名，然后就考试，因为当时来不及了，先考试，考试的同时就政审体检，体检是划了一个分数线，三倍，按照录取人数的三倍，可以去体检，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只要通知体检了，就差不多有录取的资格了。
李小萌：其实有三分之二都是白白检了一下。
杨学为：考试不合格没有办法，谁也救不了。
10年来首次高考一锤定音，怎样用考卷一决高下？高考选拔10年断层，考生真实文化基础几何？
杨学为：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出的卷子，98.64%不及格，98.64%。
教育部1977年第一次高考调研的数据即将首次披露。
李小萌：考试是决定了，但是用什么样的考卷来考，学生到底都处在一个什么样水平，这也是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为这个您还去做了一次调研。
杨学为：每个省都有试点县，我就去广西，广西试点县是百色，非常凑巧，百色就是邓小平起义的那个县，他们在那个县试点。
李小萌：仅仅是一个巧合？
杨学为：也是一个巧合，教育部为什么派人到那个县去参加试点？因为比较早，教育部也没有经验，所以想到那儿看看会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了。这个县的考试相当于地区那一级初选的级别，所以它也是按照全自治区一比三的倍数给它下达的指标，它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个考试按照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命题，考完了之后，初中毕业，因为当时说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因为初中毕业就下乡了，你没让人考大学，初中毕业就下乡了，现在提到高中，他没资格参加高考，怨谁？不怨人家，谁让你那时候让人家下乡，所以还是讲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命题是按照初中毕业，按照这个水平考下来之后，这是当时的，这是手刻的蜡版印的，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出的卷子，考下来之后，98.64%不及格，98.64%。
李小萌：初中卷子做不及格。
杨学为：对，这是文科不及格，理科98.54%不及格，就是这样的水平。
李小萌：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平。那后来各个地方的命题到底是按照一个什么样学历的水准做的高考命题呢？
杨学为：1977年都是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来命题。
李小萌：各省最终的那个高考也是按照初中水平的了？
杨学为：就按照这个水平还有98%不及格呢，你想提高也没用了，没那么多人，考得最好的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考得最好的这帮人，非常好。
李小萌：这些细节我们大概了解清楚，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出去，据说是570万，这比你们预想的是高还是低呢？
杨学为：比我们原来想的低，开招生会的时候，因为当时估计够说报名条件的，估计有一亿四千万人。
李小萌：那不少。
杨学为：十年嘛，十年初中毕业了多少人，然后1971年以后恢复招生，录取了多少人，把他们减掉，剩下应该有一亿多人，当时就担心，怎么办，有没有纸印卷子，非常担心，后来570万虽然也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但是比原来想象这个数字还可以接受。
李小萌：还松了一口气，比想象的数字差了这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学为：主要是因为来不及准备，太突然了，很多人都没复习，根本没准备，想考，一点都没准备，所以第二年1978年610万，比第一年多，就说明当时没有来得及准备的人，1978年参加高考，等到这两年考下来，很多人都不及格，很多人知道了，去考也白考，因为水平太低了，来不及。
李小萌：您的理由是说来不及准备，我们听听那位观众，您的理由是什么。
观 众：我是刚从农村插队翻上来，当时工作还不到一年，半年左右的样子。我是1976年年底分上来的，1977年高考，我那个同事是老高中毕业， 66届高中，他特别激动，说小肖，咱们去报名，我说报，上哪儿报，怎么报，就完了，我的原因和我刚才说那个六六届高中生，他是想报，就等于是报名的途径不知道，我是什么？知道考英语，我学的是俄文，剩下就是像我们俩就等于属于要是一亿人就有我们俩了。
李小萌：明白了，这个信息的上传下达，各个地方的高考。谢谢您。
杨学为：确实是那样。
李小萌：刚才这位观众讲的意思就是这个信息的上传下达，包括各个地方对于高考的组织工作、积极程度都影响到这些年轻人报名对不对？
杨学为：一点不错
李小萌：所以能去考的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呢。
李小萌：怎么给学生尽量多的公平，让尽量多的够分的人能够上得了这个学？
杨学为：我们直接干预的大量的是政审不合格的，举一个例子，江苏省招办副主任当时，省招办的副主任，后来是高教局的局长，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材料，他够分数，政审不合格，不能录取，录取的时候一天百十来号人就过去了，要是不录取的档案就死档，那就完了，那这个孩子就完了，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历史有点蹊跷，吃晚饭的时候，常州市招办主任在那儿吃饭，他就跟这个市招办主任说，说你那个市有一个孩子，政审可能是有点情况不太清楚，你能不能了解一下，赶快把情况搞清楚。第二天，他连夜回去，敲开教育局长的门，主管副市长的门，把政审的材料，要改五个章子给改过来，把政审合格的材料给拿回来了。
李小萌：您讲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感觉什么呢？那个时候要想让这些冤枉的孩子能够上学的话，全凭从事招生工作的人的责任心、良心。
杨学为：太好了，说得非常对。我觉得像刚才这个例子就说明，和我们招生工作的人员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靠他们的觉悟才改变了这个错误。
李小萌：时间也来不及一个个这么去调查，一个个这么去改变。
杨学为：那就是谁碰上了，改过来就改过来了，要碰不上的，或者本人不说的，那也就没有办法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那个历史条件就那样，所以我对这些同志非常感激，教育部做一个政策是容易的，执行起来是很不简单的。
李小萌：到了1977年时候，如果还没有恢复高考的话，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将面临着什么？
杨学为：我觉得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要恢复的，但是在1977年在这个时候恢复高考，我想惟有邓小平，只有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眼光，才有这样的胆略，这样的魄力，这样的威望，能恢复。恢复高考恢复了什么？简单地说，恢复高考首先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然后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如果再往下说的话，那就恢复了大学招生里面公平的机制，走后门不行了。
李小萌：真正实现了择优录取。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在当时如果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地球的话，要撬起这个地壳支点就是恢复高考。
杨学为：这就是我的文章里说的。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来纪念邓小平，最后一句话我说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如果给我一个支点的话，我可以撬动地球，如果把四个现代化，中国现在的四个现代化比作地球的话，撬动这个地球的，撬动四个现代化的就是恢复高考，这么比方不是我一个人，今年3月份教育部在东莞开过一次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普遍认为，没有当年的高考，就没有今天的盛世。
李小萌：好，我们谢谢杨先生。
570万考生参加考试，最终，只有27万考生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在他们中间，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最小的只有16、7岁，最大的已是人到中年。而在得到高考消息的前几天，多数人还都在农田务农、车间里务工。
刘学红就是在这时迈进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门槛，高考之前她的岗位还是在农村果园。她写的高考作文在张榜前就全文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并成为往后几届考生必背的范文。如今，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经理，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的刘学红，和1977年高考相关的物品，她都精心地保存着。
不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她是怎样在短短两个月中顺利通过了考试？高考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现在的考生，她又会说些什么呢？
李小萌：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学红女士，她就是1977年那一届的考生，我们欢迎她。首先我们要验明正身，怎么证明您是1977年那一届的考生？
刘学红：我带的是当时参加高考时候的一个准考证，1977年的。
李小萌：您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看不清吧，瞧，我这儿有一个大的。那个是原件，当然珍贵了，这是刘学红的准考证，当时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那时候您多大？
刘学红：二十岁。
李小萌：这上面写的是密云县岭中。
刘学红：对，叫高岭中学，所以简称岭中。
李小萌：您那时候在密云插队，所以就在密云考是吧？
刘学红：对。
李小萌：文科，姓名，这个确实证明是12月10号、11号、12号三天考。这个据说国家博物馆要当文物收藏是吗？。
刘学红：本来5月份要收藏，后来因为电视台要做节目，说最好留原件，做节目千万得注意别给人家弄坏了。
李小萌：你手里拿的已经是一个文物了。现在被人家提起你这三十年前考试的事儿，我觉得你自己说的话最逗了，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像古董一样被人翻了出来，无意当中参与了历史。
刘学红：对，好像无意当中成了一个好像历史的一个见证似的那种感觉。
李小萌：也是一个幸运。要是现在的高考的学生，考试一完几乎要把所有跟考试有关的东西恨不得撕了、烧了、扔了，您一直留着，留了这么多年。
刘学红：是。
李小萌：为什么？
刘学红：因为我感觉特别珍贵，当时知道高考也是非常突然，从知道高考到参加考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已经在农村插队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当时是上山下乡，当时又是从刚开始去的一股激情，因为被当时的那种宣传、鼓动，激起来的激情经过了一年以后，就慢慢也消退了，感觉到在农村现在，因为当时是不敢公开说的，就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与当时自己那么兴高采烈热情激昂地去农村的时候，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距离。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哪儿呢？我感觉它就好像体现在体力上，就是你在农村，你干活就是农村的那个体力活，你的工分的多少跟你体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跟别的任何事情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人生来讲，我觉得有点灰
李小萌：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在哪儿？
刘学红：对，我觉得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更多的层面。
李小萌：所以这张准考证是改变了命运的一个纪念。
刘学红：对。
李小萌：今天让您来，我们请一个小伙子给您准备了一首赞美诗，来，给念一下。
观 众：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我——一名普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广阔的农村，沸腾的田野上也度过了这战斗的一年。
李小萌：谢谢你，给念得这么好。大家听着可能有点觉得突然，但是刘女士并不觉得突然，你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
刘学红：也淡忘了，最近才给翻腾出来了。
李小萌：您那篇作文是印在《人民日报》上，你原件应该也有保存吧？
刘学红：没有，我这个复印件还是。
李小萌：只是复印了一下是吗？我来看看。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一篇快被淡忘了作文，当初为什么会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刘学红：我惟一知道的分数就是我的作文的分数
30年前的考生对现在的考生又有什么赠言呢？
刘学红：高考是现在学生一个必经的坎，不要把结果看得太过于严重。
李小萌：我听说说你这份试卷之所以放在《人民日报》上，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首先没有错别字、通顺，反映了一段年轻人的生活，而且卷面非常干净，几乎没有什么修修改改的地方是吧？
刘学红：对，正好判卷子的时候是中学教我语文的一个老师，我在考上大学以后去学校拜访他，他就跟刚才杨主任似的，拿着笔记本，当时判卷子的时候把你这个卷子都抄下来了。
李小萌：他应该不知道是你写的吧？
刘学红：对，他不知道，抄了好几篇，其中有一篇是这个，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判卷子的感觉就是卷面特别干净，几乎没有错别字，另外他告诉，最后我这篇作文给了我99分，他说因为当时还没有满分这个概念，说怎么着也得留点余地，我惟一知道的分数就是我的作文的分数，而且还是通过这个老师告诉我的。
李小萌：您现在也是从事媒体工作，现在再回到看了以前作文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有意思吧？
刘学红：我觉得恍如隔世，时代变迁太厉害了，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在人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这个作文只是反映了当时那个社会，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看法
李小萌：后来刘学红女士上的是北大，都说你们这七七、七八届是有史以来所有的各届大学生当中最勤奋刻苦的一拨人，是这样吗？
刘学红：应该是，因为刚才说了，1977年是积累了十年的，也不算精英吧，就是十年被耽误的学生，像我们班就是年龄相差十六岁，最小的是十六岁，最大的三十二岁。
李小萌：都是隔代人了的感觉。
刘学红：对，有的带着孩子来上学的，我觉得这批人可能大学对他们来讲，可能都是个意外惊喜，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还会有机会上大学，包括我，虽然耽误的时间短一些，不到两年，但是也是感觉到，这个知识，这个大学梦对自己的那个影响，所以到了大学以后，大家就恨不得把当时有一句话，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快给夺回来，所以当时学习气氛是非常浓。
李小萌：怎么夺回来呢？
刘学红：我记得我们当时图书馆占座、抢座，那不叫占座了，真是抢座，六点多、五点多，好多同学是起床以后就开始跑到图书馆去等着开门，然后每天上下课，因为中间还要上下课，北大图书馆走廊里头熙熙攘攘全是人，当时我们有个同学写了一首诗，他就写图书馆，好像图书馆叫轰轰烈烈的静，用了这么一个词儿，就是把两个相反的词儿放在一块，确实是能形容当时的壮观景象。
李小萌：您女儿也是去年参加了高考？
刘学红：前年。
李小萌：您看她准备高考时候的心情、那个状态跟自己当年对比反差应该不小。
刘学红：反差太大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说高兴就考，想报什么专业就报什么专业，也从来没想过说落榜怎么样。她我觉得是高考就是非常紧张，就是压力也非常大。李小萌：如果您把您当年那种高考的欣喜，那种幸福感跟您女儿说，她能理解吗？
刘学红：她理解不了，她说你们那时候，叫什么？没法说，就是太简单了，而且她一直就对像我们这批人考上的，她一直是不屑，说你们那都是什么呀，不像我们现在那才叫技术呢，才叫水平呢。
李小萌：七七、七八级不仅仅是最刻苦，最气氛的一届学生，现在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您先介绍介绍您的职业是什么，再给我们讲讲你们班上有什么厉害的人物？
刘学红：我是毕业的时候当时是毕业分配，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我的第三个幸运了，第一志愿被分到中国青年报，而且一直干到现在，在2000年时候由于网络的兴起，我和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一块共同创办中青在线，一直到现在。
李小萌：是中青在线的总经理。
刘学红：对，我们同学现在我觉得有三个部分吧，一个部分还是留在新闻口，包括咱们央视的副总编辑就是我们同学孙冰川，还有《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法制晚报》的社长，还有《人民日报》市场报的总编辑，新华社的副社长，三分之一的人还是留在新闻媒体圈里，而且基本上都是中高层的骨干。
李小萌：听出来了，都挺厉害的。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了，一千多万今年高考的考生都在准备着，您以一个最老资格的学姐的身份跟他们说两句话，会说什么？
刘学红：我觉得高考是现在学生一个必经的坎，有同学甚至可能觉得我要没参加过高考反而人生好像有些缺憾一样，有些学生就说我就是为了要留存一个人生纪念，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也要参加一次高考，我觉得大家应该以这种心态，把参加高考当作自己人生的一段非常珍贵的这种记忆和纪念来对待，不要太紧张，不要把结果看得太过于严重。
留学教父俞敏洪回忆高考：两次落榜终入北大 (zt)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9日10:05 中国网今年高考将至，而今年又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前，全国570万有志青年怀揣惊喜涌向考场，开始努力改变命运，同时也在铸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而今，在高考前夕，本网采访了恢复高考的亲历者，并以此作为一种纪念。
俞敏洪1978年参加高考，第一次落榜，第二次也落榜，第三次，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后来，他创办了“新东方”。
俞敏洪喜欢读书，而当时的政策是，贫下中农家庭只能有一个子女上高中。姐姐已是高中毕业，所以俞敏洪没有机会。1977年年初，同村一个女孩不愿上高中，俞敏洪妈妈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可以让俞顶替这个女孩上高中，几经说服，学校终于同意了。
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俞的目标是江苏省常熟市地区师专。当时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的英语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考得不好。就这样，第一次落榜了。
高考失利后，俞敏洪就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大队中学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找到俞敏洪，但他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这时，母亲却认为俞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于是拼命鼓励儿子去。就这样，年仅十六岁的俞敏洪成了代课老师。
代课时，俞敏洪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俞敏洪报了名。这一年的高考，俞的同学中有两名考上了。俞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两度失利之后，俞敏洪报名参加了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英语考了95分。五门功课总分是500分，俞敏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俞敏洪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对话俞敏洪
问：看了你的高考故事，三个细节挺吸引我。第一，我发现你妈妈在你高考前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安排你顶替女同学上高中，譬如在落榜后鼓励你去代课，包括你考上北大后，她安排酒席招待全村人。你现在怎么看待你妈做的那些事情？
俞敏洪（以下简称“俞”）：我妈对我寄予了期望，她对我有个决心——不能在农村呆着，因为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妈想到的最适合我的职业是老师，当老师就要读高中，当时还没想到要读大学。另外，我本人很爱学习，一干完农活就喜欢看书，我妈觉得我不适合在农村呆着。而我当时没机会读高中，很明显对我、对我家构成了打击。“四人帮”一粉碎，中国迅速改变教育方针，学生不用劳动了，就需要好好学习。那么，这给我创造了机会，而我妈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问：当时你是十几岁的孩子，主要看些什么书？
俞：也没什么书可看，《艳阳天》之类的书，还有一些教科书，当时集体劳动完了，我还在家学画画。
问：第二个细节是，英语考试两个小时，你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最后你考了95分，这跟你后来的事业有没有联系？
俞：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当时的英语考试，就是一些选择题，英译汉、汉译英，写篇小作文等等。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太熟了，所以做的很快。上了大学也这样，我不会检查答案，但做的时候一定很认真。
问：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英语为什么学得这么好？
俞：学了三年，第三次参加高考时，我已经做了上千份考卷。我觉得还是勤奋练出来的，当时不用考口语，英语也相对简单，就是背、记、写。
问：第三个细节：你第三次高考通过了。你们班40个同学，有38个考上了大学。你分析这么高的录取率是什么原因？
俞：一鼓作气。第一，大家都是落榜生，需要鼓励，我们在一起，就把所有人的信心都带起来了。这帮人中，现在有三个在新东方集团。我在中学、大学看得起比较有才气的人。补习班是一鼓作气的情况。我当时是班长，把气氛、冲劲、激情、梦想全部调起来。第二个原因，大家都有一定基础，因为都是落榜生，所以不止考过一次。当时录取比例这么低，我们班算是一个奇迹。
问：你考上了北大，应该很牛。
俞：当时考上北大，应该比现在更牛。我的分数也是突然上去的，第三次高考前，我就不劳动了，全身心投入复习，大年初一也没放过，一共9个多月。
问：刚才谈的是我对你高考经历的一些印象，你对30年前的那场高考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俞：希望。那时在我身边很多人，这个上大学了，那个读大专了，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当时城市的道路已经向农村打开了，你知道，农村的孩子变成居民户，唯一的希望是高考。
问：回顾30年前那场高考，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和变化是什么？对那一代的很多人是不是都起到了改变命运的作用？
俞：巨变。应该说是一辈子的影响，命运从此不同。虽然现在面对的是更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不会害怕失败。第一次不行，那就第二次，关键是你内心那份自信。
问：你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和那场高考或高考后的大学教育有关？
俞：百分之百的关系。从知识结构上来说，主要是北大给予的，当然农村的经历对自己影响也很大。两方面正好完美的结合。我参加的补习班老师和同学的推动对我也很有影响。我如果不上，相信也能上大学，但通过补习班一推，就上了一个很好的台阶。现在新东方跟我高考那段经历也是有联系的。在他们失去信心，在感觉不行的时候，支持一把。
问：如果没有那场高考，或者假设你没有走高考的道路，那么你现在又会怎样？
俞：没有高考，我会在农村种地，或找个乡镇企业工作。我一些没考上大学的伙伴现在就是这样。在农村，你虽然爱读书，但没有其他机会。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道路。
问：当时你似乎迫切希望离开农村？
俞：我有很多城里的亲戚，也有同学的一年考上大学了。认为到城里去比在农村好。就是简单的朴素的想法。
问：你和当年补习班上的两个落榜生还有联系吗？现在他们做什么？
俞：落榜的两个人之一做了很大的公司，其实，做事情需要靠经验，眼光，心胸和智慧。当然，他们也挺羡慕我们上了大学。(黄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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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回望高考：能考大学不容易(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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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07日18:23 CCTV《新闻会客厅》
CCTV《新闻会客厅》6月7日播出“回望高考：能考大学不容易”，以下是节目内容。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会客厅》。在您看电视的时候，全国正有一千多万考生正在非常辛苦地准备着今年的高考，据说这将会创下历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同时今年也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有3600万考生通过高考的考场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是现在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这是30年前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
与如今考场上考生的从容不同，30年前的考生显得更加匆忙和不适应。作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次考试，1977年的高考是当时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而之前，他们已经11年没有见过高考的场景了。不仅如此，所有考生准备高考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而且是11届考生同赴考场，考生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0岁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1977年的高考更像是一次“突然”的考试。
现在的考生可能已经很难理解30年前考生的心态，而对于杨学为来说，印象却很深刻。作为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今年70岁的杨学为既见证了中国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也参与了恢复高考的艰难历程。从1977年高考算起，到2000年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休，他的工作有23年和高考联系在一起。而1977年这次被称作“一个国家和时代拐点”的高考也定格在了他的记忆里。
那么，当时恢复高考的决定为何如此突然，决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30年前的高考对于当年570万考生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小萌：为什么今年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那一场考试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意义，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将会以不同的视角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三十年前。首先要介绍的是，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我们欢迎他。欢迎您，您跟我们讲讲在1977年的时候，您具体负责的是什么？
杨学为：1977年有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我在简报组里，第二次招生会我是起草文件组里。
李小萌：起草文件？
杨学为：对，国务院后来批准招生意见，我是在那个起草文件的小组里。
李小萌：所以今天杨先生主要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恢复高考这个决定是怎么成为一个事实的，我们看到的资料都是说，197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样一个讲话，这是不是恢复高考的一个发令枪？
杨学为：如果从意义上可以这么说，1977年开过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是在5月到6月，在太原开的，那时候当时有“两个凡是”，教育部的思想也不解放，到会的人很不满意，但是教育部还是把这个文件送到国务院去了。这个时候邓小平恢复工作了，这可不得了了，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然后他就开科教座谈会，在科教座谈会上好多人强烈要求废除推荐、恢复考试，他当时拍板决定，把文件追回来，让教育部把文件追回来，重开招生会，一年开两次招生会，建国以来，惟有这一次。
因为历史的原因，1977年之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在中国消失了11年。有上千万城市的青年被规定在中学毕业后，必须离家，去往农村。高校录取的大学生不是按照考试成绩录取的，而是按照“十六字”方针录取的，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而按照这个方针招收的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不仅质量没有保证，而且也带来大量的问题。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恢复出来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经过长达45天的讲座之后，会议决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李小萌：但是在北京开的那一场会一开开了45天，很多人是穿着夏装去的，等开完会的时候天都凉了，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会？
杨学为：第二次招生会是8月到9月，主要是教育部，我认为主要是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会上争论得很多，两派争来争去。比如说高中毕业生要不要两年劳动之后才能考大学，还是说直接可以考大学，这是争论的最主要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审的问题，政审文革中间主要是看出身，然后就是考试的问题，不要考试了，要推荐，这三个是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是打头的问题，争论了四十多天，两派争论来争论去，后来起草了一个文件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是管科教的副总理，送给他看，他很不满意。
李小萌：主要不满意的都有什么？
杨学为：很多，主要不满意是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说得很生气，大家看邓小平文选，9月19号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那篇文章非常厉害的，你们无非是怕跟着我再犯错误，同意这项方针的就干，不同意的就改行，这句话非常厉害。我看主要是批评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具体的问题那就多了，像刚才三个问题都涉及了，比如说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为什么要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是不中断学习，政审的问题，我们起草小组起草了很长的一段，因为文革中间重视政治，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所以我们起草得非常细，他看了之后，大笔一挥，全部划掉，连说三个繁琐，本人带来了一个笔记本。
李小萌：带来证据了是吗？
杨学为：是，这是第二个招生会我的笔记本，刚才我说那个连说三个繁琐，因为邓小平文选里只有一个繁琐，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说三个繁琐呢？本人证据在这儿，当时传达的记录，连着说了三个繁琐，最后说把繁琐的东西去掉，那就是第四个繁琐了，连说三个繁琐，把这个全划掉了。
李小萌：在1977年以前高考虽然停止了，但是大学里并没有停止教课，还是有学生去上学，但是进校门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考试，而是经过推荐，为什么推荐上来的学生像您说的这么差呢？
杨学为：推荐所谓叫做十六个字，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核心的问题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为什么文化水平这么低？当时不讲文化水平，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举起手来，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1972年我出去招生，我在东北师大当教员，我出去招生，这个学生的水平也太低了，公社书记说就是因为低才上大学呢，要是高就不上大学了，诡辩。
李小萌：我们再回到决定了要恢复高考，这么一个重大的轰动性的消息，怎么传达到老百姓当中去的，就是通过报纸是吗？
杨学为： 9月19号邓小平批评了教育部，教育部赶快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改了文件，文件就报上去了，10月5号政治局讨论，10月12号国务院发布文件，10月21号新华社发通稿，发了通稿之后全国老百姓才知道。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的消息一出，知识青年奔走相告，这重新燃起了他们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希望。然而，从10月21号宣布消息到12月10日正式开始考试，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给考生准备考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对于当时组织考试工作的教育部门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李小萌：新闻报出来，但是已经决定了是12月10、11、12就高考了，这中间两个月来得及做所有的准备工作吗？
杨学为：当时不是全国统考，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大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全国统一命题也来不及，还要运过去，是各省命题，各省先有一个县试点，取得经验，因为十年没考了，然后由地市这一级先考一次，按照录取人数的三倍选出来，叫做粗选，然后参加全省的通考，各省的时间都是倒计时这么排，非常紧张。
李小萌：为什么不再缓一缓，到了隔年春天或者更从容一点再去招生？
杨学为：快出人才。
李小萌：就是迫切到这个程度？
杨学为：对，邓小平讲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不想再耽误一年。
李小萌：经过这么多思想意识的碰撞，这么多的校正之后，最后决定什么样的学生可以参加高考呢？
杨学为：1977年规定考生的条件非常宽泛，上山下乡的可以考，应届的可以考。
李小萌：没有个年龄限制吗？
杨学为：甚至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特别优秀的，经过学校推荐也可以考，上到六六、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考生，下到刚毕业的学生，甚至高一高二的学生，都可以考，所以那时候叫父子同考，夫妻同考，是这么一个场面。
李小萌：年龄的界限放了这么宽，对于家庭背景、政治面貌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杨学为：当时邓小平把原来政审那段全划掉了，这是1977年招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应该说文件发布之后，教育部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政审的问题，政审的问题不归教育部管，教育部管不了政审，这些学生有的学生过分了，但是政审不合格，当时告到教育部的大量的是这些人，矛盾非常尖锐。
李小萌：在招生的这个通知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人可以考，没有明确的说法吗？
杨学为：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
李小萌：所以这个把关就是留到了后来录取的时候来把这个关了。
杨学为：不，报名，然后就考试，因为当时来不及了，先考试，考试的同时就政审体检，体检是划了一个分数线，三倍，按照录取人数的三倍，可以去体检，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只要通知体检了，就差不多有录取的资格了。
李小萌：其实有三分之二都是白白检了一下。
杨学为：考试不合格没有办法，谁也救不了。
10年来首次高考一锤定音，怎样用考卷一决高下？高考选拔10年断层，考生真实文化基础几何？
杨学为：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出的卷子，98.64%不及格，98.64%。
教育部1977年第一次高考调研的数据即将首次披露。
李小萌：考试是决定了，但是用什么样的考卷来考，学生到底都处在一个什么样水平，这也是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为这个您还去做了一次调研。
杨学为：每个省都有试点县，我就去广西，广西试点县是百色，非常凑巧，百色就是邓小平起义的那个县，他们在那个县试点。
李小萌：仅仅是一个巧合？
杨学为：也是一个巧合，教育部为什么派人到那个县去参加试点？因为比较早，教育部也没有经验，所以想到那儿看看会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了。这个县的考试相当于地区那一级初选的级别，所以它也是按照全自治区一比三的倍数给它下达的指标，它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个考试按照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命题，考完了之后，初中毕业，因为当时说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因为初中毕业就下乡了，你没让人考大学，初中毕业就下乡了，现在提到高中，他没资格参加高考，怨谁？不怨人家，谁让你那时候让人家下乡，所以还是讲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命题是按照初中毕业，按照这个水平考下来之后，这是当时的，这是手刻的蜡版印的，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出的卷子，考下来之后，98.64%不及格，98.64%。
李小萌：初中卷子做不及格。
杨学为：对，这是文科不及格，理科98.54%不及格，就是这样的水平。
李小萌：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平。那后来各个地方的命题到底是按照一个什么样学历的水准做的高考命题呢？
杨学为：1977年都是按照初中毕业的水平来命题。
李小萌：各省最终的那个高考也是按照初中水平的了？
杨学为：就按照这个水平还有98%不及格呢，你想提高也没用了，没那么多人，考得最好的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考得最好的这帮人，非常好。
李小萌：这些细节我们大概了解清楚，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出去，据说是570万，这比你们预想的是高还是低呢？
杨学为：比我们原来想的低，开招生会的时候，因为当时估计够说报名条件的，估计有一亿四千万人。
李小萌：那不少。
杨学为：十年嘛，十年初中毕业了多少人，然后1971年以后恢复招生，录取了多少人，把他们减掉，剩下应该有一亿多人，当时就担心，怎么办，有没有纸印卷子，非常担心，后来570万虽然也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但是比原来想象这个数字还可以接受。
李小萌：还松了一口气，比想象的数字差了这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学为：主要是因为来不及准备，太突然了，很多人都没复习，根本没准备，想考，一点都没准备，所以第二年1978年610万，比第一年多，就说明当时没有来得及准备的人，1978年参加高考，等到这两年考下来，很多人都不及格，很多人知道了，去考也白考，因为水平太低了，来不及。
李小萌：您的理由是说来不及准备，我们听听那位观众，您的理由是什么。
观 众：我是刚从农村插队翻上来，当时工作还不到一年，半年左右的样子。我是1976年年底分上来的，1977年高考，我那个同事是老高中毕业， 66届高中，他特别激动，说小肖，咱们去报名，我说报，上哪儿报，怎么报，就完了，我的原因和我刚才说那个六六届高中生，他是想报，就等于是报名的途径不知道，我是什么？知道考英语，我学的是俄文，剩下就是像我们俩就等于属于要是一亿人就有我们俩了。
李小萌：明白了，这个信息的上传下达，各个地方的高考。谢谢您。
杨学为：确实是那样。
李小萌：刚才这位观众讲的意思就是这个信息的上传下达，包括各个地方对于高考的组织工作、积极程度都影响到这些年轻人报名对不对？
杨学为：一点不错
李小萌：所以能去考的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呢。
李小萌：怎么给学生尽量多的公平，让尽量多的够分的人能够上得了这个学？
杨学为：我们直接干预的大量的是政审不合格的，举一个例子，江苏省招办副主任当时，省招办的副主任，后来是高教局的局长，他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材料，他够分数，政审不合格，不能录取，录取的时候一天百十来号人就过去了，要是不录取的档案就死档，那就完了，那这个孩子就完了，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历史有点蹊跷，吃晚饭的时候，常州市招办主任在那儿吃饭，他就跟这个市招办主任说，说你那个市有一个孩子，政审可能是有点情况不太清楚，你能不能了解一下，赶快把情况搞清楚。第二天，他连夜回去，敲开教育局长的门，主管副市长的门，把政审的材料，要改五个章子给改过来，把政审合格的材料给拿回来了。
李小萌：您讲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感觉什么呢？那个时候要想让这些冤枉的孩子能够上学的话，全凭从事招生工作的人的责任心、良心。
杨学为：太好了，说得非常对。我觉得像刚才这个例子就说明，和我们招生工作的人员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靠他们的觉悟才改变了这个错误。
李小萌：时间也来不及一个个这么去调查，一个个这么去改变。
杨学为：那就是谁碰上了，改过来就改过来了，要碰不上的，或者本人不说的，那也就没有办法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那个历史条件就那样，所以我对这些同志非常感激，教育部做一个政策是容易的，执行起来是很不简单的。
李小萌：到了1977年时候，如果还没有恢复高考的话，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将面临着什么？
杨学为：我觉得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要恢复的，但是在1977年在这个时候恢复高考，我想惟有邓小平，只有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眼光，才有这样的胆略，这样的魄力，这样的威望，能恢复。恢复高考恢复了什么？简单地说，恢复高考首先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然后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如果再往下说的话，那就恢复了大学招生里面公平的机制，走后门不行了。
李小萌：真正实现了择优录取。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在当时如果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地球的话，要撬起这个地壳支点就是恢复高考。
杨学为：这就是我的文章里说的。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来纪念邓小平，最后一句话我说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如果给我一个支点的话，我可以撬动地球，如果把四个现代化，中国现在的四个现代化比作地球的话，撬动这个地球的，撬动四个现代化的就是恢复高考，这么比方不是我一个人，今年3月份教育部在东莞开过一次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普遍认为，没有当年的高考，就没有今天的盛世。
李小萌：好，我们谢谢杨先生。
570万考生参加考试，最终，只有27万考生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在他们中间，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最小的只有16、7岁，最大的已是人到中年。而在得到高考消息的前几天，多数人还都在农田务农、车间里务工。
刘学红就是在这时迈进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门槛，高考之前她的岗位还是在农村果园。她写的高考作文在张榜前就全文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并成为往后几届考生必背的范文。如今，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经理，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的刘学红，和1977年高考相关的物品，她都精心地保存着。
不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27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她是怎样在短短两个月中顺利通过了考试？高考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现在的考生，她又会说些什么呢？
李小萌：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学红女士，她就是1977年那一届的考生，我们欢迎她。首先我们要验明正身，怎么证明您是1977年那一届的考生？
刘学红：我带的是当时参加高考时候的一个准考证，1977年的。
李小萌：您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看不清吧，瞧，我这儿有一个大的。那个是原件，当然珍贵了，这是刘学红的准考证，当时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那时候您多大？
刘学红：二十岁。
李小萌：这上面写的是密云县岭中。
刘学红：对，叫高岭中学，所以简称岭中。
李小萌：您那时候在密云插队，所以就在密云考是吧？
刘学红：对。
李小萌：文科，姓名，这个确实证明是12月10号、11号、12号三天考。这个据说国家博物馆要当文物收藏是吗？。
刘学红：本来5月份要收藏，后来因为电视台要做节目，说最好留原件，做节目千万得注意别给人家弄坏了。
李小萌：你手里拿的已经是一个文物了。现在被人家提起你这三十年前考试的事儿，我觉得你自己说的话最逗了，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像古董一样被人翻了出来，无意当中参与了历史。
刘学红：对，好像无意当中成了一个好像历史的一个见证似的那种感觉。
李小萌：也是一个幸运。要是现在的高考的学生，考试一完几乎要把所有跟考试有关的东西恨不得撕了、烧了、扔了，您一直留着，留了这么多年。
刘学红：是。
李小萌：为什么？
刘学红：因为我感觉特别珍贵，当时知道高考也是非常突然，从知道高考到参加考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已经在农村插队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当时是上山下乡，当时又是从刚开始去的一股激情，因为被当时的那种宣传、鼓动，激起来的激情经过了一年以后，就慢慢也消退了，感觉到在农村现在，因为当时是不敢公开说的，就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与当时自己那么兴高采烈热情激昂地去农村的时候，有了一个相当大的距离。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哪儿呢？我感觉它就好像体现在体力上，就是你在农村，你干活就是农村的那个体力活，你的工分的多少跟你体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跟别的任何事情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人生来讲，我觉得有点灰
李小萌：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在哪儿？
刘学红：对，我觉得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更多的层面。
李小萌：所以这张准考证是改变了命运的一个纪念。
刘学红：对。
李小萌：今天让您来，我们请一个小伙子给您准备了一首赞美诗，来，给念一下。
观 众：一年一度秋风劲。转眼之间，从去年金色的十月，欢乐的十月，到今年丰收的十月，胜利硕果累累的十月，已经整整一年了。我——一名普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广阔的农村，沸腾的田野上也度过了这战斗的一年。
李小萌：谢谢你，给念得这么好。大家听着可能有点觉得突然，但是刘女士并不觉得突然，你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
刘学红：也淡忘了，最近才给翻腾出来了。
李小萌：您那篇作文是印在《人民日报》上，你原件应该也有保存吧？
刘学红：没有，我这个复印件还是。
李小萌：只是复印了一下是吗？我来看看。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一篇快被淡忘了作文，当初为什么会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刘学红：我惟一知道的分数就是我的作文的分数
30年前的考生对现在的考生又有什么赠言呢？
刘学红：高考是现在学生一个必经的坎，不要把结果看得太过于严重。
李小萌：我听说说你这份试卷之所以放在《人民日报》上，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首先没有错别字、通顺，反映了一段年轻人的生活，而且卷面非常干净，几乎没有什么修修改改的地方是吧？
刘学红：对，正好判卷子的时候是中学教我语文的一个老师，我在考上大学以后去学校拜访他，他就跟刚才杨主任似的，拿着笔记本，当时判卷子的时候把你这个卷子都抄下来了。
李小萌：他应该不知道是你写的吧？
刘学红：对，他不知道，抄了好几篇，其中有一篇是这个，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判卷子的感觉就是卷面特别干净，几乎没有错别字，另外他告诉，最后我这篇作文给了我99分，他说因为当时还没有满分这个概念，说怎么着也得留点余地，我惟一知道的分数就是我的作文的分数，而且还是通过这个老师告诉我的。
李小萌：您现在也是从事媒体工作，现在再回到看了以前作文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有意思吧？
刘学红：我觉得恍如隔世，时代变迁太厉害了，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在人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距，这个作文只是反映了当时那个社会，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看法
李小萌：后来刘学红女士上的是北大，都说你们这七七、七八届是有史以来所有的各届大学生当中最勤奋刻苦的一拨人，是这样吗？
刘学红：应该是，因为刚才说了，1977年是积累了十年的，也不算精英吧，就是十年被耽误的学生，像我们班就是年龄相差十六岁，最小的是十六岁，最大的三十二岁。
李小萌：都是隔代人了的感觉。
刘学红：对，有的带着孩子来上学的，我觉得这批人可能大学对他们来讲，可能都是个意外惊喜，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还会有机会上大学，包括我，虽然耽误的时间短一些，不到两年，但是也是感觉到，这个知识，这个大学梦对自己的那个影响，所以到了大学以后，大家就恨不得把当时有一句话，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赶快给夺回来，所以当时学习气氛是非常浓。
李小萌：怎么夺回来呢？
刘学红：我记得我们当时图书馆占座、抢座，那不叫占座了，真是抢座，六点多、五点多，好多同学是起床以后就开始跑到图书馆去等着开门，然后每天上下课，因为中间还要上下课，北大图书馆走廊里头熙熙攘攘全是人，当时我们有个同学写了一首诗，他就写图书馆，好像图书馆叫轰轰烈烈的静，用了这么一个词儿，就是把两个相反的词儿放在一块，确实是能形容当时的壮观景象。
李小萌：您女儿也是去年参加了高考？
刘学红：前年。
李小萌：您看她准备高考时候的心情、那个状态跟自己当年对比反差应该不小。
刘学红：反差太大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说高兴就考，想报什么专业就报什么专业，也从来没想过说落榜怎么样。她我觉得是高考就是非常紧张，就是压力也非常大。李小萌：如果您把您当年那种高考的欣喜，那种幸福感跟您女儿说，她能理解吗？
刘学红：她理解不了，她说你们那时候，叫什么？没法说，就是太简单了，而且她一直就对像我们这批人考上的，她一直是不屑，说你们那都是什么呀，不像我们现在那才叫技术呢，才叫水平呢。
李小萌：七七、七八级不仅仅是最刻苦，最气氛的一届学生，现在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您先介绍介绍您的职业是什么，再给我们讲讲你们班上有什么厉害的人物？
刘学红：我是毕业的时候当时是毕业分配，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我的第三个幸运了，第一志愿被分到中国青年报，而且一直干到现在，在2000年时候由于网络的兴起，我和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一块共同创办中青在线，一直到现在。
李小萌：是中青在线的总经理。
刘学红：对，我们同学现在我觉得有三个部分吧，一个部分还是留在新闻口，包括咱们央视的副总编辑就是我们同学孙冰川，还有《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法制晚报》的社长，还有《人民日报》市场报的总编辑，新华社的副社长，三分之一的人还是留在新闻媒体圈里，而且基本上都是中高层的骨干。
李小萌：听出来了，都挺厉害的。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了，一千多万今年高考的考生都在准备着，您以一个最老资格的学姐的身份跟他们说两句话，会说什么？
刘学红：我觉得高考是现在学生一个必经的坎，有同学甚至可能觉得我要没参加过高考反而人生好像有些缺憾一样，有些学生就说我就是为了要留存一个人生纪念，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也要参加一次高考，我觉得大家应该以这种心态，把参加高考当作自己人生的一段非常珍贵的这种记忆和纪念来对待，不要太紧张，不要把结果看得太过于严重。
重做77、78年高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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