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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5 19: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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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认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张贴解散拳会的告示,要“于各府州县村庄通行张贴,以期家喻户晓”[34];还大量刊刻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35];采用行政手段调动各级地方官、乡绅的力量来实行查禁[35],责令“各村首事庄长出具不得设厂习拳甘结”,要求各村庄的庄长劝导乡民“不得设厂习拳、聚众滋事”[36];对各处拳厂,认真查封[35];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驻扎,将各地义和团分割隔离,阻止其流动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晓谕、弹压[35]。如此,袁世凯使得山东的义和拳活动渐渐沉寂下去。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1]。
直隶总督裕禄开始对义和拳会比较轻视,在1899年12月答复袁世凯时说:“近日查该拳匪情形,并无大技俩,但能捕获首要,胁从自易解散。”[37]他对滋事的拳民极力镇压,但对拳会的态度则较为模糊,直到5月清军统领杨福同在涞水被杀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38]。由此可見兩人的差別是,袁世凱防患於未萌之時,他積極地消除火災隱情,但是裕祿是在火災發生后四處救火。
1900年1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无须过问练拳的和平乡民:“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承认拳会是“安分良民”、“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是“守望相助”之义,而不是“邪教”,无须查拿。清廷的这一举动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0]。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把集会结社看做是谋反的潜在因素[10]。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恢复了禁止结社的政令,以取缔在变法期间十分兴盛的各种学会[10]。现在,清廷的这一政策是在告诉义和团,它是一个合法的组织[10]。
但袁世凯事实上并未理会,仍然取缔各地拳会。裕禄没有主见,一心想符合谕旨,因此义和拳会在直隶继续蔓延,义和团的活动有增无减,加入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日益攀升[38][16]。
1月11日的上谕让各国公使感到担忧和不安,于是在1月27日,英、法、德、美在华公使第一次联合照会,要求清廷取缔拳会[12]。但公使们选择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储,公使们都拒绝入宫朝贺,明显反对慈禧废掉光绪帝,让太后大为不悦;如今(当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七),他们又来要求禁止拳会,慈禧的愤怒可想而知,这为1900年的冲突买下了伏笔。
2月19日,清廷采用内部廷寄[註 4]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督撫,責成他們張貼布告,取締義和拳:“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39]。廷寄的方法,既没有公开否定1月11日的上谕,又能给外国公使们一个说法。但各国公使们并不接受清廷的做法。
3月2日,英、法、德、美、意第二次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拳会的上谕。清廷予以拒绝,并解释说已寄发廷寄,没有必要在京报上发布上谕[11]。
3月中旬,一位从霸州赶往北京的美国传教士见证说:“行程有数百华里,不过见有两处张贴北洋大臣之(禁止拳会)谕示……地方官虽已接奉此告示数日,犹不愿张贴”[40]。到此时,直隶的地方官员仍然没有危机感,连谕示都不张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所以义和团一直向四面扩展[9]。
3月14日,毓賢調任山西巡撫[41]。山西本沒有義和團,但是在毓賢的鼓勵下,義和團也在山西興起來。這年夏天,毓賢縱容義和團滥杀教民[22],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22](参太原教案)。
4月初,各国公使又一次联合照会,而且有海军示威。4月16日,京报上发表了直隶总督裕禄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报上又颁发上谕,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清政府又颁布上谕,重申“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42],与1月11日的上谕精神一致。清廷政策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让各国公使失去了对它的信任,觉得再在此事上纠缠也没有多大意义,遂放弃在此事上的要求。义和拳会继续蔓延。
5月初,慈禧就能否将拳会编为团练征求袁世凯和裕禄的意見,裕禄在5月17日(当时涞水事件已经发生)上奏否定了团练的建议,但接着说:“如查有学习拳技之处,谨遵前奉谕旨,只论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分别妥为办理。既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30]。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43]这是在1900年颁发的有关义和团的诏谕中第一次使用“剿”这个词[10],之前均是但论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拿办首要,解散胁从。但外国公使并不信任清廷,而且丰台车站的被焚让他们特别紧张,所以5月30日,公使团通知清廷,要调遣使馆卫队进京保护[10]。
6月3日,因禦史許佑身彈劾涞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余人”,清廷颁布上谕,命令裕祿“確切查明,從嚴參辦”,並嚴行申誡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启釁邀功”,“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30],并警告荣禄对义和团“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41]。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剋期而定”[30]。
从6月初一直到宣战前,清廷因为与列强还没有撕破脸,还需要维护表面的友善,所以为堵住洋人的嘴,仍然颁布上谕喊着“查拿”、“严禁”、“解散”;6月13日的上谕仍然说:“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令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但实际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喊叫愈甚,义和团之涌入、滋扰也愈甚[38]。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说:“谨案五月(阳历6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从,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无用之物),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44]。当各县令去向顺天府尹王培佑“请示机宜”,询问应如何执行“拿办”义和团的上谕时,王培佑答复说:“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意谓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认真执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45]。
保定[编辑]
2月,除了南边的山东聊城冠县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静,因为大多数农民正忙于过农历新年[10]。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10]。
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10],附近一带的义和拳民便纷纷回籍播种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于是这些地方稳定了下来[11]。4月5日,直隶官员张莲芬致电裕禄:“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议,地方安静。顷得透雨,旱禾可种,民心更定。”[33]但直隶的其他地方旱灾仍然非常严重,北部等地区的旱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10]。5月8日,美国公使康格说道:“该省目前的旱情为这样一场运动提供了方便。到昨天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农民不能耕耘,庄稼无法播种,土地十分干燥,无法耕作,人们穷困潦倒。因此,整个地区充斥着饥饿、不满、绝望的游民,他们……准备加入任何组织[46]。5月21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么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农村长久的旱情,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47]。
4月13日,总理衙门致电裕禄函,称京广铁路将修至正定,现接铁路总办比利时人沙多来信,保定至正定一带,有义和团匿名揭帖,称于4月19日要拆毁铁路,攻击洋人,要裕禄预先防范[30]。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出这样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9]
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大张庄村民张洛弟请附近姜庄一个信天主教的补锅匠为他修火石,修好后张洛弟拒绝付钱。这个教民前去索要,两人发生争吵和互相侮辱。第二天,这个教民伙同其他人前来索要,并提出四条要求:“一、罚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48]。继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49]。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9],一说有70人[10]。
由于直隶一直对拳会不加查禁,拳会蓬勃发展,进入5月各地的拳民势力已连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个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会纷纷前来支援。例如,义和拳5月份传到安平县,在梅花左村开设拳场,村里绅士试图制止,但拳民肆无忌惮。知县何子宽担心前不久发生在河间与清苑的骚乱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赶到这里,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城乡,附近前来支援的义和团民蜂拥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宽向上司求援,但前来的官兵很少。何子宽看到县衙门前的民众已逾千数,为不使事态闹大,只好放人[50]。
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当时有教民认为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教堂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由于天主教的主教介入诉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败诉,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叩头陪礼。1900年春,阎老福邀请附近的义和拳民来高洛村开设拳场。5月12日拳民们展开攻击,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12]。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冲突,因为它激发了其他事变[10]。
保定派员带领20人于两天后来到这里,义和团的原班人马仍然集结在一起,士兵们不敢进入村内。第二天,他们终于进入村里,发现村南火光熊熊,无人知道教民逃往何处。以后的几天里,总兵杨福同负责弹压义和团。5月15日,他关闭了设在村庙里的拳场,但是拳民们又集结起来,并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两天后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锋,约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时,事件惊动了整个地区的义和团,他们成千上万集结起来,试图解救同伴,并报复官兵。5月22日,杨福同听说有三千拳民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聚集,因兵勇不够,遂只带领七十人前往,遭遇义和团,杨福同及两名属下被杀。拳民勇气大增,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迅速扩大。[10]
5月23日,裕禄得知淶水戕官后,致电总理衙门,称“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33]
5月25日,军机处传达给裕禄的电旨:“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是养奸,操切亦恐滋变。”[33]
5月25日,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保定高碑店,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杨慕时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虽在涞水北部的石亭镇、陈家庄有数千名义和团夸示队伍演习,但杨慕时只能将杀害杨福同的两人拿办,其他人无可奈何[9]。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乘火车从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因这一件小事就愤怒地将高碑店铁路拆毁,拔掉电线杆[51]。
5月27日,可能是为了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9],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龚荫培选择绝食进行抗议。但杨慕时并未前来镇压,“因旨內只雲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並未言剿;又秉榮相之意,承制台之令,專意不打”[52]。当時有人記載:“杨副将福同被戕于涞水,焚涿良铁道,所在抗官聚众,蔓延畿南北,官軍雖往彈壓,然未奉明谕,無敢實力剿辦者”[53]。由此拳民开始了更极端的行为——攻打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几十公里沿线到处起火。在铁路沿线工作的比利时的工程师爲了避難前往天津,有幾個途中遇難,也有幾個受傷,这让外国人深受刺激[51]。
北京[编辑]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30]。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30]。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54]。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義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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