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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陈云李先念为西路军平反内幕!

发表于 2014-11-25 21:43: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也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成百上千参加过西路军的老将军老同志背上了极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两万牺牲的西路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1937年,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西路军的历史,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惨烈、悲壮的篇章。西路军广大将士为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河西走廊率部并肩战斗,壮怀激烈,举刃向敌,义无反顾,血战到底。最后,西路军余部穿越冰雪祁连山和戈壁大漠,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的热情迎接和慰问,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在党中央最高领袖邓小平同志的过问和关怀下,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同志们重新调查研究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也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为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得笔者第一次听到关于西路军的问题,是在2002年7月在通过一位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志的文中了解到的,才知一些西路军的问题真相。在这里摘自一节朱佳木同志⊙的回忆:

  1981年11月李先念同志来看望陈云同志时。朱佳木同志在那次谈话中了解到陈云同志明确地说: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①。过了三个月,在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同志单独谈话,又捉到西路军问题。先念同志说:小平同志去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四方面军许多老同志都很关心。陈云同志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在谈话中,陈云同志还建议先念同志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送给他看。

  陈云同志在西路军平反问题上的作用

  1983年初,李先念同志把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的当年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一份一份仔细看过后,让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回了个电话,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于是,李先念同志就这批电报给陈云同志正式写了一封信。1983年3月8日,陈云同志给李先念同志亲笔回信,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随后,李先念同志把陈云同志的信自己的说明和附件一并送给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于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至此,这一牵涉2万多红军将士政治名誉的重大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客观公正的结论,陈云同志也就此了却了一桩积压多年的心事。

  陈云同志对冤假错案和蒙冤受屈的同志一向敢于仗义执言,这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是阶级感情、历史责任感、政治原则性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高度统一。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同志在提议陈云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时,曾对他作过一个评价。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陈云同志为恢复西路军历史问题本来面貌的努力,再一次证明陈云同志是一向敢于仗义执言的杰出政治家。

  在这里重点介绍李先念同志对西路军的贡献

  (一)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辉时刻。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过万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三军大会合的胜利。会合是令人振奋鼓舞的,但面临新的艰难和凶险。

  一则红军主力的集中,也招致了敌人兵力的集中。蒋介石追剿红军的兵力,开始向西北地区云集,企冈以几十万大军,配属百架新式战斗机,将红军压迫在西兰通道以北的黄河围圈内,企图一举消灭之。同时,乘机窥探已经与共产党“秘密勾结”的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灭共”,如不服从军令,则将他们撤职查办,肢解两军。

  二则陕甘苏区地域有限,地势不利,人口稀少,粮食匮乏。党中央存会师前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称:“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不仅如此,苏区外同的一些较富庶地区,是东北军的驻地,红军已与他们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不便向其进攻,“取之于敌”,解决自己的困难。七、八万红军集中到陕甘苏区,仅就粮问题,就是天大的困难。

  情势既然如此,那红军主力为什么还要会师陕甘苏区呢?这就要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部署说起。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前,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绥远,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已有统战关系,蒋介石忙于处理“两广事件”无力北顾的政治形势,就提出了集中三大主力红军于西北地区,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控制陕、甘、宁、青四省,打通苏联,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党中央将与张学良商定的方针和部署,电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

  (1)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按: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同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2)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3)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造成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义,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按: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是威胁青海吸引甘、凉、肃三州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按:张学良)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这份电文说得很清楚,党中央与张学良商定二、四方面军北上,并非集中于陕甘苏区一隅,而是要从甘南出击,配合东北军控制甘西、青海;红军则继而集中力量,夺取宁夏,两军从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接通苏联。八月下旬,党中央致共产国际电称:“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带。”“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该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以配合红军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和甘西。否则,“我们只好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

  这也就是说,与张学良商定的计划如不能实现,则红军也要单独进取宁夏、甘西,但需取得苏联的武器援助。如这一点也做不到,红军主力只好脱离陕甘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待来年再实现占领河西的计划。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武器支援亦在准备中。

  形势是瞬息万变的。8月底,“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开始调兵向西北集中,打破了党中央关于两个月后蒋方能调兵来西北的预计。蒋介石并准备亲临西北坐镇指挥,企图首先控制西兰通道,组织“通渭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党中央鉴于“河西计划”有流产的危险,根据张学良的建议,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

  西路军不应背“黑锅”

  可历史本来就像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头绪繁杂,事件层叠,蛛网交错,要想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是不容易,更不要说,西路军的问题是被定性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文献、著作、他本人文章都沿用了这种说法。甚至张国焘本人在晚年所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承认他本人“应当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

  朱玉说:“当时要将真相说出去是有压力的,但西路军两万多人啊!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其惊心动魄、惨烈悲壮的程度,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死后还要背‘黑锅’,幸存者还要受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我还顾及自己的安危和前途,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烈士。”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为西路军正本清源的《“西路军”疑》。这篇文章,对西路军渡黄河执行的是谁的命令?为什么要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篇文章后来就被邓小平看到了,他就转给了陈云。”朱玉说。

  西路军问题得到平反

  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陈云同志先后两次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西征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后来,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在组织人员查阅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于1983 年2月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选出五十多封当年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的电报,作为附件。《说明》明确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不能说是张国焘路线”。同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此后,公开出版的一些书刊,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毛泽东传》、《陈云年谱》、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徐向前、李先念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及生平介绍等,都明确地对西路军进行了新的表述和评价。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更是高度地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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