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我为什么号召世界向中国学习
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如果你在我刚出生时或二三十岁时对我说,我会面对一群中国听众发表演讲,我会觉得你一定是疯了。我并不相信“命运”这个概念,所以我会向大家解释是何种强大的力量把我带到了中国,以及我从中国学到了哪些东西。也许对于你们来说,从外国人那里听到对中国的评价是蛮有趣的。我的阐述并非出于客套,在未来不仅是中国的命运,全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命运都将由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决定。
我还将花较多的时间论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会阐明一点: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的福祉并不冲突。在寻求自身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同时也将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我想说,目前对中华民族复兴以及人类命运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时期。
首先,我想引用史蒂夫·班农的话,他曾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战略顾问,对中国抱有敌意。我通常很少同意他的观点,但他说的下面这段话我十分赞同,他说:“对我们来说,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是重中之重,我们必须集中一切资源打赢这一仗。如果我们输了,五年以后,最多十年,我们就会到达一个无法挽回的临界点。那时,我们就一点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当然,他这里说“我们”,指的是美国。
关于这段话,我解释一下。如果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功阻止中国的民族复兴,就再也不可能做到了。这对美国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们来说是非常糟糕,但对中国和全人类来说却是好事。
我过去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中国人也很喜欢这个说法:“由于中国无法被杀掉,所以不得不说服中国去自杀”。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外部势力已经无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但有些外国人希望中国内部出状况,希望一些中国人迷失方向,然后实施自杀行为。
也许你认为我一定是疯了,一个国家怎么会被说服去自杀呢?但我确实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苏联并非是从外部被打败的,苏联是被说服自杀的。1992-2000年,我一直在俄罗斯生活。我亲眼目睹了苏联自杀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此生最不愿见到的,就是中国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他这样表述了中国与全人类的关系,他说:“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段话非常有感染力。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中国人,但我可以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指出:“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全人类的未来命运却是由某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决定的”。如果我们分析世界历史进程,第一场反封建主义革命是16到17世纪在荷兰爆发的。荷兰虽小,但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对后世几百年的作家和思想家都产生了影响。1776年,美国发动了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反抗,随后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和命运。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对中国和世界影响很大,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我想严肃地阐明一点,如今对中国以及全人类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出。不是因为我现在在中国才说出这样的话,在英国、在美国,我也同样会说出这些话。
其实我今天的演讲主题要更小一点。我本人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希望讲清楚为什么中国经济思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认为夸大事实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说中国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在经济领域、地缘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中国的理论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
我也不会从专业角度讲经济学问题,不会涉及经济学的那些专业性问题,因为我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在观察者网等处读到这些文章,比如说关于邓小平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对比。
我想通过世界上发生的几次经济实践证明上述结论。中国有一句颇具智慧的老话——“实事求是”,所以我会对那些“实事”加以讨论。在过去40年里,在世界经济发展领域一共发生了三次规模庞大的实践检验。
第一次实践检验是关于经济体能实现多快的增长,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能实现多快的增长。实践结果为中国比西方经济体和那些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体实现了更快的增长。
第二次实践检验,我亲自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从正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理论的优越性,而俄罗斯和前苏联使用“休克疗法”等西方经济学理论却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第三次实践检验,自2007年以来,全世界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比西方或其他地区经济实现了更快的增长。
在过去40年里,上述三次检验结果证明中国经济政策比西方实施的经济政策更成功。所以我才说,中国经济思想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思想。可笑的是,有些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效仿西方,但过去几十年西方的发展远不如中国,那部分中国人的观点是非常愚蠢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会讲一些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一生竟然会最终在中国落幕,其实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
首先,我是怎么与中国结缘的呢?跟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也是通过中餐。中国向全世界出口最成功的产品就是中餐,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很喜欢中餐。我是1947年出生的,当时英国人只吃英国菜,人们认为吃外国料理是很稀奇的事情。我15岁时和我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发现了一家中餐馆,吃了糖醋鸡丁。就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自己好聪明,好有见识。
46年后,我们到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发现伦敦的中餐已经难以下咽了,因为那并不是正宗的中餐。过去伦敦的华人大多来自香港,他们改造了中餐以适应英国人的口味。现在我和我夫人经常在中国度假,吃到了很多美味的中国菜。
我与中国在文化、学问方面的首次接触并非经济学,而是诗歌。我很喜欢读诗,在大学时,即便读的是译文,我也被中国古诗深深触动了。
实际上,我最喜欢的两首古诗之一就是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为此,在武汉时,我坚持一定要去黄鹤楼看看。为什么这首诗给我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40年,我也想不出答案。但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后来,我意识到,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体系是不同的。其他几大文明体系——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社会价值观(也就是儒家价值观)基础上的文明,这使得中国人观察世界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
我与中国在文化、学问方面的另一个接触点是,我在1969年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主张要抓住主要矛盾,从1969年起,每当我遇到问题,我都会努力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
上面谈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私人经历,下面主要谈谈我在专业方面与中国的一些交集。
我首先想讲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正确性的第一个检验,即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情况。
在1978年之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成就。因为我对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情况很了解,因此我希望就中国在1949年到1978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做客观的研究和调查。
结果找到的数据令我大吃一惊。在1949年到1976/1978年之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的确,当运转良好时,计划经济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如1978年之后的增速,我对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毫不置疑。在“大跃进”时期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的糟糕状况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并无不同。
在29年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2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是所有主要国家里面在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上增速最快的。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社会进步水平的最好指标。因为它涵盖了所有积极因素,如收入、教育、医疗等;将贫困、不良的教育、糟糕的医疗条件等负面因素都抵扣掉,最后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数字。
上世纪70年代,我研究了前苏联的经济,当时他们的情况还不错。但在我看来,苏联犯了一些根本性错误,他们的做法是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因为社会主义通常意味着大规模生产。前苏联把自己同全球劳动分工隔离起来,而且还将农业生产集体化了,而当时的农业生产本质上是非常个体化的生产。所以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们是错误的。
1978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邓小平以及陈云等人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他们确立了两个短期目标:将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者主要是将农业生产去集体化。很显然,我觉得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很有必要,因为一方面,根据我此前得出的结论,中国应该会成功,中国的成功将证明我的理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失败了,那么我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我将不得不修改理论。所以不论发生哪种情况,我都对中国非常关注。到了1981年,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下面,我简要讲一下当时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自1978年以来,中国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在所有主要国家中是最快的。针对这一点,我想做一个客观的对比。从1978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了5700%。
针对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我同样选取了增长最快的38年,与中国这38年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台湾省增长了约2500%;韩国增长了约2100%;新加坡增长了2100%;日本增长了约1200%;美国增长了572%。这组对比数据告诉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两倍以上。仅凭这一事实,我已经可以证明,中国经济理论在全世界是最先进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事实。首先便是消费数据的增长,这一数据体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可惜的是,某些国家无法提供这一时期的数据,所以我选取了距今最近的一段时期加以考察。1978-2015年(因为2015年是可查询国际比较数据的最近年份),中国的消费增长了1600%,排名第二的印度增长了549%。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增长幅度是其他国家的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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