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这本书不是胡风的个人传记,而是将胡风案放在上世纪中国政治动荡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文学家,这个左翼文学社群为何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左翼“理想社会”实现,新中国“时间开始了”之後竟至全军覆没的原因,层层解剖,欲找出其悲剧命运背後不可抗拒的时代逻辑。因此《胡风》一书从中国上世纪初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写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鲁迅、苏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成立、随後的国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当革命的风暴刮来,不满现实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胡风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1933年日本留学归来,投身到中共直接领导却让鲁迅出面当名义领袖的中共文化统战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风的悲剧已经开始。 中国上世纪初,社会动荡,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所谓左翼作家是指世界观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奉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们。但不论鲁迅还是胡风,他们虽然是左翼作家,鲁迅还被捧得很高,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但左联的工作实际是在中共党团书记周扬控制之下,是党说了算。鲁迅、胡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只能算共产党的同路人,相对於左联中党性很强的作家,如周扬等,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人格上较独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坚持自己而非中共官方的解释。他们和左联实际的掌权派周扬等“四条汉子”,即共产党的自家人矛盾很大,後来还发生两个文学口号之争。这就埋伏下他们後来挨整的伏线。 《胡风》一书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魏时煜对延安整风很有研究,在这本书之前,她拍摄过有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冤案的纪录片,并出版《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一书。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整肃运动。这个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基本塑造了毛泽东统治时代极权专制的黑暗特性。但国统区的左翼文人胡风未经历延安整风,不知经过整风的中共解放区已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议和个性,而毛已成中国的革命教皇,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皇帝下旨,一锤定音,定下了不容讨论和质疑的未来中国的官方文艺方针政策,但胡风只是把毛讲话当成一家之言,仍坚持他自己那套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则是注定将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整肃而在劫难逃。 更要命的是,胡风还不是一个人对党离心离意,他居然还有一帮人,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以胡风为领袖,即或在党内已展开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对胡风仍不离不弃。列宁政党强调铁的纪律,反对党中有党,人际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和排除了个人友谊的革命同志关系,比如鲁迅和胡风在左联的对手周扬即“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丁玲语),因此党不能容忍胡风式的朋友抱团行为。《胡风》引用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回忆说,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在北京见冯雪峰,问起国统区文化界情况,特别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贾植芳告诉胡风“这是一个信号,就是毛已经在注意你们了,他就怕你们组织起来。”这就是为什麽反戈一击的胡风门生舒芜披露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私下通信,那些信件中对文艺界党领导人周扬们的大不敬言论会激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马,将原定的“胡风反党集团”帽子突然上纲到敌我矛盾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结果一场同一马列意识形态内部的小小文艺理论之争和个人恩怨竟会演变成一宗天大的文字狱,最後让胡风和他的七月派文友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延安整风整肃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思想异端,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没有过这一关,相反因为要与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言论阵地,中共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统战拉拢政策。《胡风》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控制下的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创造社曾围攻鲁迅三年,但第一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处境困难,於是1929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下令停止攻击鲁迅,改为统战,遂有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诞生。但中共建政後已无统战的必要,思想专制开始,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需要补上思想整肃的震撼性教育。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拿某人开刀,即杀人立威,因此没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会有李风反革命集团、王风反革命集团,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就成了第一个祭旗的最好靶子。魏时煜对此有大量时代背景的铺垫,在批胡风之同时,中共政权已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批武训,全国文艺整风…,所有从旧中国来的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都要过严酷的思想改造关,人人自危,惴惴不安,中国知识界气氛极之恐怖,而胡风案的大逮捕更将这种人人恐惧的气氛推向了极致。制造恐惧是所有专制极权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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