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鹏 鸣 九 天——科学家康鹏教授的非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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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鸣 九 天

——科学家康鹏教授的非常人生

滕叙兖


康鹏教授是我的老师。1960年代我在哈军工电子工程系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系里计算机专业的教员，因为研制出441—B计算机而遐迩闻名。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特别英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你第一眼就能牢牢记住他。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去国防大学看望他的时候，康鹏老师已年近古稀，虽然悠悠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老年人的神态，但他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灼灼的目光里饱含着对弟子的慈爱，军人学者的风骨气度宛若当年。
站在康鹏老师的家门口向西望去，北京西山的群峰岿然傲立，满山的红叶将座座山峦装扮成逶迤欲飞的火龙。我陪着老师和师母信步走向西山，蓦然看去，一只山鹰在巅峰上空迎风盘旋，我突然联想到老师名讳中的“鹏”字，鹏者，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最大神鸟也，大鹏展翅，就直冲九天云外，故而有鹏程万里之成语。
山路弯弯，我们边走边聊，康鹏老师那略带河南腔调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感慨，时而激愤。山风扑面，他的传奇人生、他的喜怒哀乐，他的辉煌和坎坷，特别是他晚年遭遇到的不公，一帧一页的往事图文，都朝我飞来……

苦孩子进了哈军工

康鹏本姓袁，祖籍山东鱼台。1937年，他出生在微山湖畔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父亲闯关东杳无音信，兵荒马乱的年月，母亲无法养活三个孩子，姐姐和哥哥先后给了人家。 1947年，母亲带着他逃荒，一路乞讨，几近饿毙，为了儿子能活下来，母亲把他送给一家姓任的江湖郎中，康鹏遂改任姓。一年后，康鹏从任家出走，跟着一批流浪学生流落到江南芜湖一带，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康鹏整整过了一年多的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流浪生活，差点送掉了小命。1949年5月，在乞讨的路上，奄奄一息的康鹏巧遇渡过长江的解放大军，解放军战士救了他，他想跟着部队走，人家不要他，给他开了路条，送上火车，康鹏顺利地回到鱼台老家。
家乡解放了，康鹏也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和哥哥。有一天，一个解放军叔叔找到家门口，问道：“这里是康队长的家吗？”
喜从天降，原来是多年没有音讯的姐姐派来的送信人。抗日战争的时候，姐姐逃出那个人家，当了八路军，现在姐姐和姐夫在河南商丘工作，还是不小的干部呢。
参加革命后的姐姐改名康静，她把小弟弟接到商丘读书。姐姐说，你以后就改成姐姐的姓，叫康鹏吧。鹏字为名，姐姐对弟弟的前程寄予厚望。
康鹏上学了，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苦孩子有超越其他孩子的刻苦读书的倔强劲，加上他天资聪慧，学习成绩非常好，他不断地跳级，小学读了三年就上了商丘一中，神童也！初中毕业后，这个能歌善舞，活泼好动的多才少年迷恋上了文艺，他想当新中国的“冼星海”，就偷偷报考了艺术学校。姐姐知道了，大怒，拧着他的耳朵，逼他去改志愿。姐姐说：“你必须上大学，老老实实地给我考高中。”
康鹏考入开封一中，兴趣大变，三年的理科成绩全优，特别是数学成绩奇好，老师们为他选择的目标是北京大学数学系。1955年，18岁的康鹏在开封高中毕业后，学校来了几个军人，他们是哈军工招生组的，首先挑上出身好又成绩拔尖的康鹏。
哈军工是什么学校？说不清。姐姐担心弟弟光想当兵，上不了大学，后来才弄明白，那是陈赓大将办的高级军事学府啊。
康鹏穿上军装，成为哈军工海军工程系第四期学员，身为陈赓大将麾下弟子，他英气勃勃，壮志凌云！（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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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搬苏联军校教学计划的哈军工，课程之繁重，学员压力之大，在全国高校里是有名的。在中学时代就养成自学习惯的康鹏，有一套与其他同学不同的学习方法，他上课很少记笔记，他认为一般老师讲课创造性不够，不会超过课本的范围。而课本上的内容他早就自学过了，他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一天到晚总在琢磨着自学中遇到的难点难题，然后深入钻研。几年下来，康鹏的数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时候政治报告很多，他常常听着听着脑子就开了小差，思考起某个数理难题。报告会结束，他还在原地痴痴地坐着，直到同学连喊他几声，他才如梦初醒。同学们都觉得康鹏的大脑很特殊，说他是个“怪才”。
1957年夏天，在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康鹏和同学们正在海上实习，下了军舰，回到学院，大家都得“反右补课”，上级发下来的一张答卷里，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条“你对教授治校的态度”， 康鹏答道：“大学的政委可以是党员干部，但校长可以由党外专家来当”，这句话被无限上纲为“右派言论”，要开会批判他，幸亏专科政委出来保护，康鹏才逃过一劫。
大跃进年代，各个大学都因为教育大跃进，扩大招生，教员奇缺，不得不让部分大学生提前毕业当教员，这叫着“拔青苗”，1959年，康鹏也被系里“拔青苗”，为了培养他，送他去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进修计算机专业。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小荷才露尖尖角”，康鹏的聪明才智第一次亮相，他在短时间里完成一个舞台灯光控制的科研项目，受到系里的表扬，然而他的口无遮拦的率直性格给他带来了麻烦。平时他对“钢铁元帅升帐”、“粮食高产卫星上天”这些大跃进中的惊天“壮举” 看不惯，憋不住就爱说点怪话，这被领导和同学看成是政治上落后，“只专不红”的人物，接着，在教学改革中大家“批判爱因斯坦”，他又大唱反调，他和那些积极分子们公开辩论：“你了解爱因斯坦吗？懂得他的相对论吗？你什么都不懂，还想批判他？”
于是，康鹏被列为“走白专道路”的靶子，系里准备重点批判他。正在这个时候，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到海军司令部出差，专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康鹏等进修的学生。一听说清华大学要批判康鹏，黄主任轻蔑地笑笑，马上命令道：“康鹏，你马上回去吧！”
康鹏打起背包，不辞而别，回到哈尔滨。几年以后，清华大学才发函为康鹏正式甄别。

研制441—B计算机

1960年夏天，刚回到哈军工的康鹏没有犹豫就接受系领导的教学安排：给高年级学员开新课：脉冲技术与数字电路。
“你这个冒失鬼，老教员都没敢接的课，你怎么敢接？”一起“拔青苗”出来的老同学好心地提醒康鹏，“你连讲义都没有，怎么去上课？”
康鹏知道自己的确冒失了，可他的牛脾气又不肯打退堂鼓，一咬牙，拼吧！一个暑假，他钻进图书馆翻译外国技术资料，废寝忘食地编写讲义，爱人王兰英从北京来学院探亲，他也没有时间陪同，最后累得胃出血。开学了，小伙子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随着课程的进展，他编写的40万字的新讲义也印刷出来。见习助教康鹏在全系崭露头角，在大家眼里，他是个计算机专业的新秀。
哈军工的计算机专业起步于1957年，在陈赓院长的关怀下，院系领导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海军工程系柳克俊小组研制出作为鱼雷快艇指挥仪的中国第一台军用计算机，不久，康继昌等人又研制出机载计算机，哈军工在刚刚起步的中国计算机科技领域独占鳌头。
1961年初，海军工程系教育副主任慈云桂教授随中国计算机代表团访问英国，参加计算机学术会议，其间访问了剑桥、曼彻斯特、牛津等几所大学，历时两个月。慈云桂注意到国际上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全晶体管化，他收集了不少有关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资料，头脑中构思着晶体管化的通用计算机体系结构。回国后，他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了出国考察的体会和研制新计算机的设想，得到领导的热情支持。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指示：哈军工的计算机要用国产晶体管，尽快研制出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来。
是年秋，哈军工成立电子工程系，康鹏等年轻教员随慈云桂副主任从海军工程系调入这个新系。康鹏所在的404教研室是学院第一个计算机专业教研室。此时，慈云桂决心在电子系重新组织一班人马，开始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机器命名441—B。
慈云桂点将的头一个人就是康鹏，他对这个山东小伙子敢字当头的秉性和“拼命三郎”劲头印象很深，他让康鹏做课题组的技术负责人和逻辑设计师,此时见习助教康鹏连毕业证书还没有拿到手。
一开始，慈云桂让大家先学习半导体学理论。看了几天的书，康鹏不以为然：“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钻研半导体理论，我们主要是用晶体管，知道它的特性，会用就行了。”
当时，中国科学院、四机部等几个大的专业所都在研制通用计算机，他们面临同样的困难：大跃进时起步的半导体工业举步维艰，国产晶体管先天不足，质量不过关，人们悲观地认为国产晶体管不可靠，五年之内，休想用到计算机上。如果要使计算机全晶体管化，只能采用进口的晶体管。可那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计算机的关键技术是完全封锁的。
到全国各地调研后，康鹏回到学院，他到慈云桂副主任的家里汇报,两个人长谈到深夜。
“慈付主任，”康鹏说出自己的担忧，“科学院等近千人大所研制晶体管通用机，两年过去了，都没有搞出来，可见研究工作难度之大，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十多个人的小组，连人家一个研究室的规模都不够，我在考虑怎么才能拿下这个任务。”
“小康，这的确是个艰巨的任务，”慈云桂乐呵呵地鼓励道：“在苏联，这样的大课题都是院士一级的大科学家们干的，我为什么选你干？为什么选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我对你们的创新潜力有信心，不要被大院大所吓住，我们军工在军用机上已经走在前面，通用机也能闯出来。”
康鹏说：“我反复想过，我们不是三头六臂，在实力上无法和人家相比，所以不能走他们的老路，必须走自己的一条新路。他们大都采用外国的诺尔电路，我们国产的晶体管很难适用这种功耗大的电路，况且还有别的问题。”
慈云桂肯定康鹏的思路，话语中充满了信任：“你就顶上去吧！”
康鹏带领同志们投入艰苦的逻辑设计和电路实验工作中。国产元器件质量差，触发器一触即发，插个电烙铁、关个电灯，触发器都要翻转；信号抢道、脉冲变形引起信号逐级恶化等问题，都是当时各个计算机研制单位共同面临的科研难题。康鹏提出一个“隔离阻塞原理”，设计出全新的电路，攻克了一个个科研难关。1963年10月，哈军工十年校庆的时候，441—B的研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参加校庆的各地专家学者都来看441—B，听康鹏讲他的“隔离阻塞原理”，当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第三届计算机学术会议上，康鹏的论文引起全国同行的重视。
康鹏乘胜突击。他到北京出差连看看王兰英的时间都舍不得用，441—B就是命，实验室就是家，长期两地生活，他又不会照顾自己，身体瘦弱不堪，每天睡在实验室的大工作台上，常常半夜起来，拖着实验室主任一起干，他又发明一种推拉触发器，解决了大问题，441—B已经接近最后的胜利了。


在挨斗的日子里攻克441—B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康鹏有一个谁都羡慕的好出身，是属于“根正苗红”的人。按理说，政治运动是不会整到他的头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康鹏的政治命运并不好，他因为是业务尖子，“只专不红”的评价如影随形，他多年以来就积极申请入党，可就是通不过，组织上说要“进一步接受考验”。他因为口直心快，实话实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惹上点麻烦。自从在441—B的任务中挑大梁以后，他一门心思搞科研，负责政治学习的支部委员就在背后放冷箭：“康鹏晚上加班加点是搞他的‘自留地’，他只专不红的毛病更严重了！”
1964年夏，在林彪加紧推行“高举紧跟”、“突出政治”的大形势下，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到哈军工下指令：要“放炸药”，“抓鲨鱼”， 揭开哈军工的阶级斗争盖子。紧接着哈军工被定性为全军不突出政治的落后典型，在上级的高压下，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院。
404 教研室的协理员早就盯上“只专不红”的康鹏，他们以党组织的名义组织力量，罗织罪名，对康鹏进行揭发批判。一个打手指着康鹏喝道：“人民内部矛盾的六条标准，你占了五条不符合！”他们又造谣说：“康鹏为彭德怀翻案，反对毛主席。”
此时，王兰英带着6岁的大女儿刚从北京调进哈军工，家还没有拾掇好，就奉命去阿城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康鹏带着女儿，白天挨批斗，晚上还要进实验室调机，尽管不少同志挺身而出为他抱打不平，但整他的人步步进逼，甚至到他那个只有8平米的小家里，敦促他“老实交代问题”。
康鹏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排遣淤积于胸的怨气，这个直性子的山东汉子一根筋，他居然想到了死，那天，他要到幼儿园去看一眼女儿小虹，然后就去自杀。走在路上，碰到系副主任张杰。老干部毕竟有眼光，张杰发现康鹏的眼神和脸色都不对， 就拉住他到路边坐下，让康鹏讲一讲404教研室的运动情况。
康鹏叫了一声“张副主任……”眼泪就下来了。
听完康鹏的哭诉，张杰劝慰道：“我们领导干部都集中到院里开会，家里就乱了套，有的人借机整人，打击报复，太不像话了，小康，你要坚决顶住，系党委是了解你的！”
主管全院科研项目的院科研处处长冉萍听到404教研室大整康鹏，也出面干预，他大声质问：“你们把科研骨干都整垮了，我们国家的科技怎么上得去？”
冉萍处长特地把康鹏请到家里吃饭，给年轻人打气撑腰。
教研室协理员一看苗头不对，他组织的这场阶级斗争终于草草收兵。
1964年10月底，441—B进入总调试阶段，康鹏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和同志们一起住进机房里，昼夜轮班守着他们的宝贝疙瘩。开始考机的时候，国防科委四局派来两位参谋，看到哈军工教员的拼搏精神，他们深受感动，也跟着参加考机。
国际上一种有名的计算机平均57个小时出现一个故障。康鹏和大家忐忑不安地计算着时间，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441—B工作依然正常，大家欢呼起来，都劝两位参谋回招待所休息，两位参谋不肯，一定要看到底，结果，十一个昼夜过去了，441—B正常工作了268个小时，在可靠性上大大超过国际那种有名的计算机。
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化通用计算机诞生了，在这台机器上，任何部件都是国产的,它是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典范，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造”。 从此国家擺脱了仿制电子管计算机的老路，迈进自制晶体管计算机的时代。（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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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颁发“康鹏电路”发明证书

两位参谋兴高采烈地回北京报捷，四局局长李庄大喜，连忙向聂帅汇报，聂帅指示说，哈军工做出了大成绩，在计算机的国产化上取得了突破，要尽快在全国推广。
1965年年初，在国防科委的主持下，全国30多个单位的代表齐聚哈军工大院，参加441—B推广学习班。其中有国防科委系统的八大院校，有解放军的三大试验基地，还有各军兵种的研究机关，各国防工业部门和邮电部等。这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计算机复制培训。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哈军工毫无保留地敞开大门，441—B的所有技术机密全部公开，与会单位的代表人手一份技术资料和全部图纸。
那些日子，担任技术主讲的康鹏把嗓子都累哑了，他和助手在机房几乎是手把着手教会各兄弟单位代表使用和仿制441—B 。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工程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五家大学首先成功仿制了441—B，哈军工也在自己的工厂里为军方三大试验基地生产改进型的441—B，彻底改变了国防尖端武器试验中使用电子管计算机的落后局面，为此后两弹一星的宏伟大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是年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仪器仪表展览会上，441—B和其他单位研制的计算机摆在一起参展，其间突遇邢台地震，接连不断的余震和忽高忽低的电压，迫使许多单位的计算机关机休息。只有441—B一切如常，并现场为观众免费算题，吸引了地质、气象等众多大单位的技术人员观看，在这次由于地震引发的计算机的无声大比武中，441—B的高可靠性又一次得到公认。著名的两院院士、时任四机部科技司副司长的罗沛霖老先生在全国订货会上大声称赞441—B，说它是“高可靠性的优选品种”，他带头点名订购，在全国影响很大。移植生产441—B的好事儿让天津电子仪器厂争取到手，该厂先后生产了150余台，占当时全国计算机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
“王牌产品”441—B在全国开花结果，在中国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康鹏和他的战友们做出永载史册的贡献。
1965年9月14日，奉李庄局长之命，康鹏与慈云桂教授一起参加441-B的报告会。在会上，康鹏介绍了与他发明密切相关的五篇论文，不善辞令的康鹏净说大实话，台下掌声连天,听者反应热烈，接着对论文进行评奖，五篇论文皆为一等奖。
李庄向聂荣臻元帅进行了汇报，聂帅说，我们要争中华民族的志气，不要一说发明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给康鹏同志的发明颁发证书。
李庄说，那就叫“康鹏电路”吧。
聂荣臻元帅签发了“康鹏电路”的发明证书，这在中国科技史上是惟一的事例。发明证书送到哈军工的时候，文革狂飙已冲天而起，各级组织瘫痪，“康鹏电路”命名会无法召开。学院科研处的干部怕红皮发明证书被红卫兵抄走，就匆匆锁进保险柜里。然而，随着哈军工的两派群众组织打得你死我活，许多保险柜都被砸坏，后来哈军工奉命南迁，在大逃亡似的混乱中，“康鹏电路”发明证书竟不知下落了。



研制高炮数字指挥仪催生了两门新生学科

文革前夕，哈军工奉命退出军队序列，集体转业。改制后的学院成立中国高校第一个计算机系，慈云桂出任系主任。文革狂澜一起，李庄局长被造反派打成“大特务”， 慈云桂也受到株连，关进了牛棚。有的人想把火烧到慈云桂的爱将康鹏的头上，这一回，康鹏有了政治斗争经验，奋起自卫，把心怀叵测的人顶了回去。当然，康鹏之所以能够平安度过文革浩劫，主要原因是他身负重要国防科研任务，造反派不敢轻易动他。
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后，我援越高炮部队多次反映仿苏机电式高炮指挥仪技术落后，我军在与美国空军的生死搏杀中付出血的代价。国防科委紧急下达研制全自动高炮指挥仪的国防科研任务，还是慈云桂把这个任务争取到手的，上级要求哈军工和一家大军工企业合作，然而，1966年秋后天下大乱，这种别扭的合作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和争论中。不久，军工企业的人马撤离哈军工，打道回厂了。这个重大国防科研任务进退维谷，进展缓慢。
哈军工重新调整力量，组织了由康鹏任组长的研制小组。研制组的十多个成员都是年轻人，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国防建设豁出命去干，但他们不了解高炮，不掌握空中目标及其飞行数据，也不懂得雷达，更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内、国外技术资料，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极大。
此时的康鹏已经是处变不惊、笑对风雨的沙场老将了，他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思路问题。以往的高炮打靶，都要在靶场进行，需要同时调用飞机、高炮、雷达和同步照像系统。而飞机的飞行又要根据打靶需要选择机型、飞行航线、飞行高度和速度，让这些军事装备和设备以及地面、空中的大批人员协调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此外要求天气必须给个好脸儿，刮风下雨飞机不能起飞，人们只能干瞪眼。所以，一次打靶往往要花上三到五个月的时间，还给不出个最终结果。有了问题，得等到第二年再进靶场。
康鹏仔细研究老式高炮打靶过程后，叹道：“这太浪费时间了，军情如火，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
他提出建立实时数字仿真系统的方案，依靠计算机在室内模拟打靶的全过程，而不必到野外靶场动用飞机、高炮，兴师动众地打实弹。
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那时侯的人们对数字仿真是何物均一无所知。当哈军工大院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康鹏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带领大家争分夺秒，日夜兼程，研制出用于控制高炮的数字指挥仪，这台计算机命名441—C。
1967年初，忙于夺权的造反派喧嚣声不绝于耳，康鹏却默默地带领研制组，踏着深深的积雪奔赴齐齐哈尔，他们的目的地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国家常规武器试验靶场——31基地，人们常称“白城靶场”。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位于大草原上的31基地正是北风呼啸，数九隆冬时节，康鹏一行人带着十多个大木箱，一路颠簸，千辛万苦来到冰雪覆盖的大草原上。在-30℃的环境中，会不会冻坏441—B 和441—C两台计算机？打开木箱，大家发现计算机的表面油漆经不住严寒，开裂脱落了，玻璃也冻碎了，通电测试后，两台计算机居然工作正常。康鹏长出了一口气，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要知道这次野外试验是冒着政治风险的，本来想向31基地借用441—B，可人家一口回绝：“那是我们基地的宝贝，哪能让你们拉到野外用？”没有办法，康鹏决定把哈军工惟一那台441—B带到现场。可一旦弄坏了这台设备，造反派非抓康鹏一个“反革命”不可。康鹏胆大心细，精心维护着两台计算机。他们每天上岗下岗，要在草原上跑上6个来回，十几里路啊，这些每天只吃玉米窝头的哈军工人，似乎是铁打的，任何艰难困苦也压不垮他们。有时电路板被冻坏，出现了虚焊点，康鹏把大衣一裹，趴到地上看线路图，一边找问题，一边指挥助手焊好再干。
研制小组里包括两派群众，有时也不免闹点小矛盾，康鹏能“合稀泥”， 规劝大家消除派性，同心协力搞试验，大家也都听他的。每天按着那个年代的规矩，政工干部先领着大家读“老三篇”，然后开始工作。
三个月后，康鹏和他的伙伴们回到学院，人累瘦了，眼熬红了，可心里美滋滋的。试验数据全部采集回来，两台计算机也完好如初。1968年，他们完成了由相距60米的441—B与441—C联机实现的实时数字仿真系统，这个科研成果比美国于1978年左右完成的实时数字仿真系统AD-10要整整早上9年。同年，研制组又对441—C专用机进行改造，研制成了车载式441—C通用机。
科学家的特质就是永无止境地探索未知。当大家对苦干两年所完成的441—C心满意足的时候，康鹏还在思考更深层的问题。老式高炮指挥仪采用传统射击算法，无法适应高度机动的美国战机，特别是敌机俯冲的时候，高炮的射击命中率很低。同志们说，我们也不是美军的飞行员，怎么能预测出他什么时候要俯冲？康鹏说，我们的计算机就要有这种判断力，这就叫“人工智能”。他认真研究了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中美机的战术特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推测目标进行不同的机动飞行欲实施的真实企图，提出了“心理状态因子算法”的概念。这是又一项科技创新。同志们简称“打俯冲”。使用该算法，把高炮指挥仪的精度大大提高。
     文革的灾难使中国炮兵科研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从越南前线回来的高炮部队干部气愤得直骂娘，以至后来连伟大领袖都着了急，毛泽东专门发了一个最高指示：“抓高炮指挥仪和光学仪器……”炮兵司令部在全国设了六个会战区，同时攻关，谁的高炮指挥仪好就用谁的。康鹏的课题组属于天津会战区，此时他把一半的人马支持了慈云桂新争取来的大课题，研制小组只剩下5个人，然而，这么个小不点的科研单位，却被军委领导看成最可能出成果的希望之星，哈军工人的“三严”科研作风（严格、严密、严谨）有口皆碑，派到康鹏小组里跟踪任务进度的炮司参谋不断地向上级汇报康鹏小组的好消息。（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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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经过严酷条件下的野外环境考验后， 441—C 计算机被拉到昌黎靶场，进行射击对比试验。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打擂台，对手是仿苏六型高炮指挥仪。
那天，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老将军率领一大批专家和机关干部来到昌黎靶场，观看两种高炮指挥仪的对比打靶。
没有什么客套话，人们都盯住摆在靶场上的8 门高炮，两种指挥仪各带动4门。除了沙沙的风声，旷野里一片宁静。
靶机在蓝天上露面，按预定计划，第一个航次，先打直线飞行。靶场上炮声隆隆，仿苏六型指挥仪的8 发炮弹打完，全是优秀。跟在后面的441—C 指挥仪也打 8 发，也全是优秀。两种指挥仪打了个平手。接着开始打俯冲，这次就分出了高低：仿苏六型指挥仪带动的高炮连续 8 发，弹弹脱靶，吃了个大“鸭蛋”。而内装“心理状态因子”软件的441—C 指挥仪， 4 发命中， 1 发有效。
　　第三个航次，仿苏六型指挥仪打了 8 发，又全部“剃了光秃”，不知炮弹所终。而 441—C 指挥仪打的 8 发， 5 发命中。
　　第四个航次，仿苏六型指挥仪干脆关机大吉，退出了试验。 441—C 指挥仪再打 8 发， 6 发命中， 2 发有效。
　　441—C 指挥仪带动的高炮越打越准，越打越神。每打完一发报出结果，主席台上就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四个航次打最难的课目：飞机盘旋俯冲和爬高俯冲，441—C 指挥仪打靶的结果也同样让人惊喜：共打 32 发炮弹，其中命中弹 16 发，有效弹 5 发。
　　之前，军委炮兵机关的人大都听说 441—C 指挥仪很神，能神到什么程度 ? 一些人不太相信，这回眼见为实。目睹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之后，他们彻底信服了。
打靶完毕，孔副司令员第一个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握着康鹏的手说：“老康，打的太好啦 ! 了不起啊！你是我们炮兵数字指挥仪的鼻祖呀 ! ” 他转身吩咐一位随行人员：“快把炮兵研究院的专家们都请到这里来 ! ” 孔从洲请康鹏现场给专家们讲讲人工智能拦击原理。
在专家们参观 441—C 指挥仪的时候，孔副司令员望着面容黝黑，骨瘦如柴的康鹏说：“我看你这么瘦，是不是有病了？先不要回哈尔滨了，跟我回北京，我带你去检查检查身体。”
康鹏心里热乎乎的，谁都知道孔从洲的老资格，他还是毛主席的亲家呢，这么大的首长，对自己这个小萝卜头却如此关心。那时候，康鹏仍然是个助教，常年在外奔波，连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都没有，孔副司令员只好称他“老康”。
漫长七年的心血，康鹏成为中国高炮数字指挥仪的第一发明人，后来这台设备被定型，称为59式57-1数字式高炮指挥仪。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康鹏催生了两门新生学科——数字仿真和人工智能，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这两门新学科起跑线上最早留下的是康鹏的脚印。
孔副司令员带着康鹏回到北京，一路上像老乡之间唠家常：“我当这个副司令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还是想去办学校，当年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划出来办南京炮兵工程学院，我是第一任院长嘛！”
第二天，孔从洲送康鹏到西苑中医研究所，找到著名的心脏病中医专家郭医生。一番检查，郭医生说，康鹏主要是长期疲劳过度，身体太虚弱了，要好好休息啊。
康鹏能够休息吗？

          赤子报国难顾家

1970年夏，哈军工主体奉命南迁长沙后，康鹏和他的战友们忙于科研任务，家都扔在哈尔滨了。昌黎打靶之后，这才张罗着往长沙搬家。要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哈尔滨，康鹏心情有些沉重，但更让他们夫妻担心的是才四个月大的小女儿出疹子，一咬牙抱着病孩子上了火车。全家人刚到天津，康鹏突然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要他去白城靶场出差。工作第一啊，康鹏把王兰英娘儿四个安顿在天津一家工厂的小屋里，就拎包出发了。这可苦了王兰英和孩子们，连喝水都困难啊，王兰英抱着仍在病中的小女儿，每天三餐靠大女儿小虹上街去买两毛钱的饭菜对付着，一直等到康鹏完成任务回来才继续南下。（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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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兰英的眼里，康鹏心里哪还有这个家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的科研任务了。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没有在身边，生小三小燕子的时候，岳母嘱咐康鹏，给兰英买只老母鸡，补补身子，康鹏答应的挺好，出了门就忘了，从靶场回到学院门口，猛然想起，四下张望，看见一个老农民手里拎着一只鸡在叫卖，他看也不看，就买下来。回到家里，岳母发现这只鸡是只病鸡。
康鹏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更不知道家里的粮票和各种副食品票证有多少，家里一切都全靠王兰英管，买粮、搬蜂窝煤都是她的活儿。
康鹏出差常丢东西，是他马虎大意？也不是。他的大脑像个永动机，不停地思考科研上的难题，其用心之苦，非常人可知。有一次去北京公出，进了招待所，他要交住宿押金，一掏手提包，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扒手偷走了。正是春节前夕，身无分文的康鹏陷入窘困之中，连家也回不去了，在家里的王兰英闻讯气得直哭。
孩子多，又要接济亲友，康鹏夫妇俩的工资不够用，到了月末，王兰英常常要跟同事借5元钱，发工资时再赶快还上。到了长沙，生活困难，下班后，王兰英种菜养鸡，有点好吃的都让给患病的康鹏和年幼的孩子们，她自己只靠腌萝卜条佐餐。常年省吃俭用的王兰英终于病倒了，一量血压，低压30，医生说她是严重营养不良，输液三天才缓过气来。王兰英常暗自叹气：“知识分子苦啊，搞起科研就不要家了。”
王兰英是康鹏的中学同班同学，1962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国防工程设计院，在哈军工和国防科技大学的二十多年间一直是基建办的技术骨干和土木工程专家，她有自己的事业，但为了康鹏那更大的事业，她做出了莫大的牺牲。康鹏是幸运的，他常说，跟我一起干441—C的同事中有好几位都因为积劳成疾，在后来的研制工作中累死在岗位上，我要不是王兰英全力以赴保护照顾，早就累死了。
科学家的身后是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康鹏的科研成果奖有一半要归功王兰英。
1974年，罗沛霖来找康鹏，要求他搞多功能、小型化、高可靠性的专用计算机。
康鹏问老前辈；“用户是谁？”
罗沛霖说：“那可多啦，目前主要是为了卫星测控和导航，要上船出远海啊。”
康鹏提出自己的思路：“关键是改变电路结构，采用集成电路。虽然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们可以用小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去实现中规模集成电路功能的效果。”
罗沛霖很高兴，他深知康鹏的创新潜力，话也说得干脆：“你说吧，你要什么条件？”
“经费、时间和工厂。”
这些，罗沛霖早就为康鹏准备好了。
这一回，康鹏带着6个助手来到黄山脚下，那里有两家上海迁去的军工厂作为康鹏的研制基地，工厂领导见到这位一身破旧的黄军装，脚上是双大头鞋，面色黑黄的精瘦汉子，惊讶地问：“你就是那个有名的计算机专家康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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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多功能专用计算机定名DG—1计算机，为了这个重要的国家任务，康鹏和黄山打了五年的交道。其间，他提出了把晶体三极管的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都利用起来完成两三个逻辑功能的理论，简称“E•B•C”理论。该理论为中国早期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闯出了一条新路。黄山脚下的上海8331厂使用该发明生产出“同等集成度、功能近倍增”的SS-1组件系列，很快得到广泛的应用。
DG—1多功能专用计算机研制成功后，装备到了向阳红10号导航船、远望1号和远望2号测
量船上，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随后又进行水下潜射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些振国威扬军威的重大国防科技试验，震惊了全世界。当中国的导航船和测量船行驶在浩瀚的大洋上的时候，为国家战略火箭发射试验作出重大贡献的康鹏和他的同伴们，甘当无名英雄，仍在自己的科研岗位上继续默默耕耘。
“四人帮”一朝覆灭，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康鹏的“E•B•C”理论与441B、441C计算机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的科技成果奖。
那一年，国防科技大学（当时还叫长沙工学院）首次为知识分子提职称，只破格晋升了两位副教授，硕果累累的康鹏是其中之一，这年年末，又有一件好事掉到康鹏的头上，国家组织一个赴法国的科技考察代表团，有关部门点名康鹏当科技顾问，生平第一次出国，康鹏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吗？
康鹏要出国，他的政治面貌可是个普通群众啊，学院说，那好办，突击入党嘛。康鹏感慨不已，多少年来，自己靠拢组织，积极争取入党，可就是通不过，要我接受长期反复的考验；多次下工厂，工厂领导听说自己不是党员，都摇头不相信。现在可好了，一夜之间，这般顺畅，全体通过，康鹏觉得不可思议。
康鹏要出国，愁坏了王兰英，这个寒酸的书呆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幸好国家给了置装费，细心的妻子赶快帮他置办几件新衣服，最后总算让康鹏体面地走出国门了。
康鹏从法国回来，让王兰英吃了一惊：“你怎么长胖了？
“营养好呗！”康鹏嘿嘿笑道：“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天天吃炖鸡、牛排；在人家法国人的公司里吃自助餐，管够……”
出国前，康鹏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回来一称，乖乖，126斤！康鹏大笑，在国外平均每天长半斤肉呀！大开眼界的康鹏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看来，国家真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了。

一个论证，为国家节省两千万美元外汇

1982年初，为了解决我国同步通信卫星工程火箭发射的数字、模拟混合仿真问题，主管国防科研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老将军指示有关部门要大抓仿真技术。有人提议我国应该进口美国的混合仿真机。
然而，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危及本国安全的国防尖端技术卖给别国，靠钱是买不来国防现代化的。美国政府对我国进口混合仿真机百般刁难，关键的部件、软件不卖给我们，还要派人到中国监督使用，真是霸道得可以。进口问题严重阻碍了工程的进展，张爱萍很着急，与副主任张震寰和秘书长李庄商量能否自己来干。张震寰、李庄马上想到曾做过高炮数字指挥仪仿真系统的那个哈军工的康鹏，一个电话打到长沙，召康鹏速速进京。康鹏受命于危难之时，他组织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仿真论证课题组。
6月20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在北京西山召开了联合论证会，康鹏代表国防科大提出了论证报告，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充分可靠的数据，提出比国外算法快多倍的K-P算法,说明用国内现有的计算机进行数字仿真完全可以解决通信卫星发射工程中的仿真问题，康鹏的论证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可。张震寰当场拍板决定，终止进口美国的混合仿真机，责成国防科大改进和仿制VAX780计算机来完成这一任务，仅这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约两千万美元的外汇。
是年9月2日《国防科技简报》增刊第16期作了专题报道，称康鹏副教授领导的小组进行的仿真计算和方法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组建的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对康鹏在计算机实时数字仿真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委以重任，让他留京筹建系统仿真技术研究所。因种种原因，筹建工作暂缓。其间，康鹏于1984年4月调入军事学院。
德高望重的肖克老将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一贯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他多次和康鹏促膝谈心：“你是个专家，调你来搞仿真，也是为了改变一下学院的旧教学体系，增加大家对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认识。搞军事学不懂高科技要落伍啊！”
军事学院破例把王兰英和远在31基地工作的大女儿一起调进来，肖克院长亲自接见王兰英，叮嘱道：“把你和大女儿同时调进来，就是为了让康教授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多为国家出成果啊！”
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都特别爱护和尊重康鹏，为他装电话，为他送煤气罐。康鹏心情舒畅，全力以赴投入科研工作，为了给学院俭省经费，他去二炮司令部找哈军工学子、二炮装备部副部长张翔求援，张翔大力支持，康鹏一分钱没有花就得到六台电脑。肖克高兴地说：“人才太重要了，调来一个康鹏，二炮一下子就支援我们这么多电脑。”
然而世事难料，人生多舛。康鹏万没有料到竟因为用了法国设备惹上了麻烦。当时军委通讯兵部发了个文件，全军只能使用一种型号的计算机，军事学院训练部H副部长以此为由，当众训斥康鹏，不准使用法国的设备。康鹏有话直说，他想论证自己方案的合理性，然而话不投机，H副部长怒气冲冲拂袖而去，他在群众中扬言： “有什么了不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离开他照样转！”
在不经意间，康鹏得罪了这位握有实权的干部，从此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危险的陷阱。


         神奇的袁氏话屏
康鹏在军事学院工作还不到两年，就赶上了军队院校大调整。解放军在北京的三所院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奉命合并，1986年1月24日，在北京西郊红山口正式成立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上将，政委李德生上将。
之前，那位训练部H副部长代表军事学院参加国防大学的筹备组。康鹏后来才知道，自己竟成了国防大学没有列编的待处理人员。他这才明白“离开他照样转”的含义。
失去肖克老将军保护的康鹏处境变得微妙起来，他不能再干仿真技术了，根据校领导的指示，他不分晨昏的埋头研制办公自动化系统，1987年，在缺少经费和人员的困难情况下，康鹏拿出了成果。他用一台微机组成网络，带八部电话和八个荧屏，为八位校领导建立起实时咨询信息系统。他祖姓袁故系统冠名“袁氏”，“话屏”即电话与荧屏，合称“袁氏话屏”。
康鹏找李德生政委汇报，李德生指示赶快给校领导现场表演。
表演那天，康鹏坐在张震校长和李德生政委中间，向他们讲解“袁氏话屏”的用法：“只要拿起电话，不管讲什么方言，荧屏上就会显示出你要的信息。”
张震对着话筒问道：“外军系下周有什么活动？”
荧屏上马上显示出具体的活动内容。
李德生对着话筒问道：“我想看看肖克同志，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荧屏上马上给出满意的回答。
其他校领导也纷纷试用“袁氏话屏”，真是灵光，就像是变魔术一样的神奇，大家禁不住鼓起掌来。张震和李德生更是高兴，他们问康鹏：“这么好的发明，你申请专利了没有？”
康鹏叹口气，含糊地说：“我没有申请专利，就是申请也和国防大学没有关系……”
校领导们的表情一片愕然。
康鹏索性把话说明白：“因为我在国防大学是黑人黑户，是个编外待处理人员。”
张震和李德生吃惊不小，他们不知道一年来康鹏教授竟然被列成没有职务的编外人员。
隔了一天，康鹏的任命书下来了：国防大学电教中心副主任。
李德生也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好领导，他把康鹏找到办公室，听取全面汇报，亲切地询问康鹏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条件。
康鹏说：“免去电教副主任吧，我就想要几个人，集中精力把科研工作搞起来，至于科研经费，我自己去想办法。”
在张震和李德生的大力支持下，“袁氏话屏”系统研究中心成立了，直属校领导，国防大学政治部还给电教中心下文，规定康鹏仍兼该中心的付主任，但中心必须保证康教授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不应让他参加过多的会议。
那个想把康鹏挤走的人暂时沉寂了。
1988年7月，经过进一步的完善，国防大学召开“袁氏话屏”的技术成果鉴定会，康鹏特把恩师慈云桂请来主持。当时国内27家有影响的媒体迅速报导“袁氏话屏”，一时造成不小的舆论影响，国家科委的有关领导也前来参观，他们建议康鹏申报国家级“火炬计划”。（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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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抢占高科技商机的华兰德公司消息灵通，鉴定会开完不久，该公司找到国防大学，希望康鹏转让“袁氏话屏”。谈判进展顺利，受让方的100万元技术转让费很快打到国防大学的账号上，答应开发成功后再给800万元，另外还给了两台车。张霖付校长欣然出席合同签字仪式。在该公司举行的晚宴上，康鹏与助手石讯萍一起陪同李德生政委参加。（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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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袁氏话屏”成为国防大学第一个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看到“袁氏话屏”，高兴地说：“这个成果好，对领导干部特别适用，会打电话就会使用电脑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很重视这个项目，在一次谈话中曾叮嘱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关心一下‘袁氏话屏’”。

袭向“三呼”成果的疾风骤雨

进入90年代，李德生和张震先后调离国防大学，随着领导班子的更替，了解和支持康鹏的“伯乐”走了，康鹏的处境逐渐变得恶劣起来。当年得罪过的那位H副部长，已升任副校长，正伺机收拾康鹏。
“政治家”都重视和善于造舆论，什么 “康鹏对学校没有什么贡献”，“康鹏的科研还没有新的经济效益”， 康鹏手下仅仅四个人，还说什么“话屏中心人多了，要精简！”
后来，不找康鹏核实情况，学校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康鹏看到这个意在砍掉话屏中心的文件后大怒，在与W副校长谈话时，南辕北辙，无法沟通，随即他给仍兼任校长的张震写了一封信。
知道情况后张震校长召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会议，请康鹏来参加。
离休副校长张霖将军仗义执言：“康教授那100万元技术转让费是我经手的，不是贡献是甚么！现在是市场经济，没有人才，没有技术成果，谁认你国防大学？”
搅混的水似乎又变得清澈起来。
查经济问题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国防大学派人到二炮去调查，寻找康鹏在科研协作中是否有多吃多占的“四不清”问题。二炮的干部哈哈大笑：“你们有病吧？康教授到我们这里协作，从来是买饭票吃大食堂，他经常加班，深夜工作，我们要给他点误餐补助费，他死活不要，这样的老专家，会有什么问题！”
1991年，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特地给国防大学发了文。那位H副校长在内部的会议上武断地说，康鹏不够档次，不要通知他。三年后，蒙在鼓中的康鹏才知道这一“暗阻”的真相。
当时的国防大学，若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业绩和知名度，无人可以与康鹏比肩，如果允许康鹏报名，中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道无形的壁垒把康鹏封锁得水泄不通。接着，原校领导关于康鹏晋升技术三级（文职少将）的决定被取消，国防大学电教中心为康鹏争取政府特殊津贴的报告也被弃之如草纸。
这期间，不懂“关系学”的康鹏自己“大意失荆州”。有一位在国防科大任教的哈军工校友找到他的头上，因为在北京找接受单位处处碰壁，夫妇俩一起行动，请康鹏帮忙推荐，希望调进国防大学，谦恭的话说了一箩筐：我钦佩您，能同您一起工作，是我感到荣幸的……
古道热肠的康鹏伸出援手，他牵线搭桥，热忱相助，终于把这位校友调进电教中心。后来这位校友变换了一副面孔，不久就在背后说起康鹏的坏话来。无怪俗话常说人心难测，过河拆桥了。电教中心的老同志都同情康鹏，说老康太没有眼光了，把一个并不了解的人弄到自己的身边，竟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不用说，康鹏的人际关系更趋复杂化了。
1994年，又开始申报工程院院士了，总政治部早就通知了国防大学，康鹏请求电教中心查问干部部，截止期只剩下一周的时候才得到申报文件。康鹏急忙准备材料，电教中心也紧急开会，全体通过，把他列为第一申报人。申报材料送到校领导，校领导指示干部部办理，由于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拖过截止期，让康鹏白忙一场。他第二次申报院士之路就这样被“拖阻”。
1994年，在二炮和邮电部的大力支持下，在“袁氏话屏”的基础上康鹏又有了创新成果，他研制出一种移动通讯的超前技术系统，实现“电话拨码查询信息，呼机接收（查呼）”、“发方发送邮件，收方呼机自动呼叫（告呼）”和“电话电脑短信直发呼机（信呼）”。这一追身通信系统简称“三呼”。“三呼” 中的信呼比后来出现的手机发短信至少超前了五年。康鹏为此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由于在国防大学得不到支持，康鹏只能仰仗二炮，张翔副司令鼎力相助，把二炮的“神箭寻呼台”拿出来作为康鹏的试验平台。为了不影响二炮的工作，康鹏和几个助手只能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做试验，他们所吃的种种辛苦，一言难尽。身心疲惫的康鹏哪里还有功夫去搞关系？
1995年10月，“三呼”在二炮建站成功，在二炮的竣工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三呼”技术在国防建设上的战略意义：“该技术将会促进机关及部队的军事指挥自动化向更灵活、机动性强的方面发展，也有利于寻呼台的发展和寻呼台的军事、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户单位也好评如潮，他们赞扬“三呼”技术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新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也找上门来谈合作。通过大庆讯通寻呼台与俄罗斯合作，“三呼”技术进入了俄、美市场。
然而，只有几个助手的康鹏势单力薄，作为中国手机发短信的第一发明人，却没有条件去大力推广这一重大成果。
康鹏很想向学校领导汇报他的新成果，然而，自从和W副长不愉快的接触后，他谨言慎行，有事只向电教中心领导请示汇报，二炮的建站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以国防大学的地位， “三呼”技术如能向全军推广，其在科技强军上的意义不言而渝。电教中心的领导理解康鹏，他们到校部去呼吁，没有料到受到冷遇，W副校长说：“评价高了，我们不懂；评价低了，他又不高兴，不必看了。”
1997年3月，又到了申报工程院院士的时候了，关心康鹏的总政科技干部管理局及时通知国防大学以及康鹏本人，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也非常关心老校友康鹏，早早就把他当年的突出科研贡献获奖材料报给总政了。
有了前两次申报院士被暗阻和拖阻的教训，康鹏认真准备申报材料。 4月16日，康鹏的申报材料已经通过各级组织的审查，只待政治部主任签字上报总政。此时离总政规定时限只剩下3天。
翌日，国防大学领导突然决定，马上召开“三呼”鉴定会，等鉴定会以后再研究康鹏申报院士的问题。
国家有明文规定，有发明专利权的技术成果不需要组织鉴定，对“三呼”一直不听不问不看不用的校领导为什么一反常态，非要突击召开“三呼”鉴定会呢？学校领导的意图不言自明。
三天之内要组织一个技术鉴定会，怎么来得及？春寒料峭，冷风凄雨。伥望无言的西山，康鹏忧心如焚，他无奈地带着老花镜，领着助手和两个女儿，彻夜不眠，为“三呼”成果鉴定会做应急准备。
一般来说，任何单位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多出成果，可这里恰恰相反。W副校长亲自挂帅，精心组织和策划，非要让这个“三呼”成果鉴定会砸锅，非把康鹏的科技成果贬得一文不值不可，朗朗乾坤之下，竟会发生中国科技史上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大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阻止康鹏申报工程院院士。笔者真是弄不懂，他们如此厌恶和惧怕院士这个称号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
鉴定会自始至终变成一场充满诡秘和荒诞的暗箱操作，作为鉴定会的主角，康鹏被排除在预备会议之外，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国家科委要派人参加会议，W副校长居然敢打电话粗暴阻拦，接着再派人去科委机关当面阻拦。国家科委火炬办的领导气愤地说：“关于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再开发的技术成果鉴定会，让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无正式资格和发言权参会，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最后，让康鹏在室外坐等4个小时后，难产的鉴定书不顾用户的反对意见，硬把康鹏的新成果贬低成“没有市场推广价值”， 这份践踏科学精神的鉴定书是谁起草的？当然不是与会的科技专家了，康鹏的女儿找到校领导，希望看看鉴定书的原稿，答曰：丢了！
1997年这个所谓的成果鉴定会酿成迫害科学家的严重事件，说穿了，这是狂妄自大的弄权者与一位孤独的、爱国的老科学家的较量，这是“斗争哲学”与科学良知的较量，这是党风腐败与人间正义的较量。
这里的将军们踌躇满志，弹冠相庆，强阻成功；而把毕生都献给了国防科研事业的老科学家心里在淌血。这里将星灿烂，可以车载斗量，偌大的校园里张贴着“科教兴国、科技强军”和“造就创新人材”的标语，惟独容不下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的老科学家。
康鹏的双脚还没有碰过中国工程院的大门槛，却遭遇到暗阻、拖阻和强阻，三次被人绊倒在中国工程院的大门之外。不久，学校领导宣布：“不上报康鹏申报院士的材料”，同时，一纸冰冷的退休令送到康鹏的手中。冻结康鹏的级别也便罢了，可按实际年龄来算，他离退休还差半年啊，他多么想在科研事业上再做最后的冲刺啊！
将军少一个可以补上一个，逼走一位科学家，能补上吗？
苍天在上，为何如此不公？多年遭遇无端打击的康鹏，壮志难酬，义愤填膺。他拍案而起，他要揭露这里的黑幕，他要为自己的一世清白做最后的抗争。
1998年12月，康鹏迈进总政治部的大楼，他向总政干部局呈送揭露事实真相的书面报告，申述自己这么多年在国防大学的不公遭遇，之后，他又正式约见学校的纪委领导，留下书面报告后，他说：“请领导在一周后给我一个答复，如果不回音，我就公开散发！”
一周过去了，军号声依旧嘹亮，学校领导却沉默无语。于是，康鹏带上500份书面报告，送到几乎每一个干部家的信箱中。
顿时，西山脚下这座静谧而神秘的大院子里如惊雷炸响，一场轩然大波冲击到各个角落。耳语传闻，舆论哗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康鹏老教授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怒不可遏，他向上级告状了。
校方终于有了反应，他们约康鹏来校部谈话，那语气还挺客气的。
一身老百姓衣服的康鹏缓步走进了会议室，抬眼望去，黑鸦鸦坐满了一屋子的各级领导干部，那明晃晃的将校肩章让康鹏一阵眼晕，他终于明白了，这可不是什么平等谈话的场合，这是要开我的批斗会啊。
围攻开始了，组织部长吼道：“康鹏！你必须把散发的材料全收回来！你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
康鹏面带微笑，从容不迫，他面向围攻会的干部，正气凛然，慷慨陈词，他把一桩桩、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实坦露于众，会场安静得让少数道貌岸然的人如坐针毡，有人大呼小叫，想封住康鹏的口，却招来人们厌恶的白眼，众目睽睽之下，谁心里有鬼、谁心里难受，谁自己知道。
康鹏最后说：“你们可以告诉校长，他是上将，他是中央委员，但是，真理并不在他的手中，我不相信，在我们的祖国，权势可以永远扼杀真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康鹏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党和军队，我对得起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
围攻会变成了康鹏精彩人生的报告会，主持人狼狈不堪，尴尬收场。散会后，不少干部走到康鹏的面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了庄严的军礼，这无言的军礼啊，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逼迫康鹏做检查的事不了了之，年底，校长来敲康鹏的家门，“快过新年了，我来给康教授拜年来了，”校长笑容可掬：“哎呀，康教授，我犯了一个官僚主义的错误啊……”
好一个“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样就能抹去国防大学迫害科学家的丑闻吗？
  
                    历史不会忘记他

康鹏晚年的遭遇辛酸而离奇，他以舌战围攻会的悲怆演说为自己的科研生涯谢幕，同时也给中国科技史留下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绝唱！
那么，康鹏到底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要常年品尝“穿小鞋”的苦涩滋味而且一再被剥夺申报院士的正当权利呢？
据说，领导层对他不满意的主要理由是：性格孤僻，脾气燥，情绪偏激，不好接触，不参加支部会，我行我素，等等。还有什么更为要害的原因吗？笔者不得而知。
和康鹏共事多年的国防大学的干部怎么看他呢？笔者曾采访过几位最了解他的人。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康鹏教授是一位研究型的学者，思维活跃而敏锐，创新能力强，专业水平很高，是非常敬业的科学家，干起科研工作来不吃不喝，如醉如痴。他从来不走歪门邪道，不吹不拍，一身正气，一切靠科研成果说话。
他们对康鹏科研生涯的结局感到十分惋惜：可惜了，可惜这位才子了，他走错了门！他就不该来我们这个地方，这里关系复杂，领导喜欢听话的人，他不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没有用武之地啊。
客观地讲，人们说康鹏走错了门，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里是擢升将军的摇篮，沙盘推演、战例分析、纸上谈兵，搞的是社会科学，的确不是搞自然科学的地方。加之康鹏不懂官场的潜规则，他的坦率直言、不避锋芒的性格可能异化为伤害自己的弱点。
但是，就算康鹏有上述那些弱点，就应该遭受如此长期的打击吗？
无须讳言，十年前打击康鹏的真正原因，是个别坚持极左思维、固守文革遗风的高级干部罔顾国家利益，滥用职权，败坏党风党纪，顺昌逆亡，一手制造的严重事件！
八年穿小鞋的日子告一段落了，退休后的康鹏和王兰英有过心情苦闷的短暂时期，一种失落感郁结于心，挥之难去。罗沛霖院士等老前辈、哈军工的老同事和他的学生们，都在关心他，劝慰他，康鹏和王兰英终于走出阴影，乐观地开始新的生活，康鹏继续活跃在科技战线，他的“三呼”追身通信技术，先为北京286等寻呼台所用、后为有四千万呼机用户的中国国信寻呼有限公司所用，为国家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当今中国，真正具有科技原创能力的科学家寥若晨星，曾得过聂荣臻元帅颁发的发明证书的康鹏无疑是中国科技界难得的奇才，他在计算机、数字仿真、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移动通讯超前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创新贡献，他的科研生涯和彪炳青史的开国元戎聂荣臻、陈赓、肖克、李德生等英名相连。罗沛霖院士曾经有一个广为传播的评价说：“我认为康鹏教授是一位极有科技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多学科的突出的优秀专家。”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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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不会忘记康鹏。《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等多种权威史册和回忆录中，都记录着康鹏不同凡响的业绩。在中国的科技史上，康鹏宛若一只大鹏，直冲九天云霄。相反，笑看那些一朝权在手，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等他下了台，他的名字和威风就如同落叶随风而去了。
康鹏晚年的遭遇给社会学家和史学家提出了严肃的研究课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护不了那些生态环境欠佳、往往处于弱势的自然科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善待那些所谓“性格孤僻”、不会拉关系、套近乎的科技专家，给他们点宽松的生存空间？难道偏要他们修炼成八面玲珑的市侩政客或讨人喜欢的小品笑星？为什么当今备受学术界诟病的院士遴选制度会把真正的顶尖科学家关在大门之外？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保护人才的有效机制？
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迄今还没有两院院士的国防大学里，哪位校领导为康鹏教授受迫害的事件说过公道话？十年过去了，在建立和谐社会，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今天，康鹏教授受迫害的事件难道不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深思吗？
2003年9月，作为特邀代表，康鹏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参加50年校庆活动，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功臣，他是哈军工人的骄傲。他当年的学生在一起畅谈康鹏老师在中国早期计算机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贡献。
鉴于康鹏从不张扬，他获聂帅签发“发明证书”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原哈军工科研处的两位老参谋——邵国材和宁钢，即当年聂帅签发的“发明证书”的目击者，特地为康鹏教授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原国防科委四局李维六局长和唐遇鹤副局长更进一步确认，隔离阻塞推拉电路曾经命名为“康鹏电路”。
2006年，是中国计算机起步发展的50周年纪念，中国计算机学界评出对中国计算机事业贡献最大的十大科学家，康鹏位列第三，其余九位均是两院院士。
2007年2月8日，在纪念中国电信应用计算机40周年的晚宴上，在人们敬佩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里，康鹏激动地接过一尊刻有“康鹏电路”和 “发明人康鹏”文字的水晶纪念奖杯。中国计算机学界的权威人士公布： “康鹏电路”是中国有关计算机的第一项重大发明，现在已经查到，“康鹏电路”的原始技术档案当年已上交国家档案馆，作为重大科技成果永久保存。
历史如铁，历史至公。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康鹏很喜欢陈毅元帅的这首“红叶诗”。
秋阳高照,晴空如洗。此刻，康鹏和王兰英，这一对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老伴儿正向西山漫步而去，他们相搀相扶，气质儒雅，恬静自若。路上，熟悉他们的军人不时向他们俩热情地打招呼。他们走向漫无际涯的红叶，他们的身影完全融入大自然的火红的盛装之中，山岚乍起，清风徐来，传来他们爽朗的谈笑声。（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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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5日于深圳香山居


《鹏鸣九天》的照片说明

图1  哈军工四期学员康鹏
图2  441—B计算机
图3  康鹏和他的441—C会战小组（左起：王万章、俞午龙、康鹏、天津某厂技术人员、北京某厂技术人员）
图4  康鹏、王兰英和孩子们
图5  在国防科大时期的康鹏
图6  袁氏话屏成果鉴定会
图7  李德生和康鹏在晚宴上（左起：李德生、石迅萍、康鹏）
图8  康鹏探访罗沛霖院士（右）
图9  退休后的康鹏和王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