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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 19: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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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历时7个月的群众性讨论结束了,编辑部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们请思想理论界的专家来写这篇总结文章。我拜访了一些同志,但他们大都认为,由于这场讨论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各种思想观点的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这个讨论的全过程,难于掌握青年心态及讨论中涉及到的种种思想矛盾,很难写这个总结。当时的大形势有所变化,“风向”开始转了。胡乔木在 1980年12月l3日的讲话中,一改几个月前的表态,转而严厉批评“潘晓讨论”的做法。要求批判“错误思潮”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也是无法请到专家来写总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回过头来求诸自己,由原来工作班子中的六七位同志一起研究。由于人太多,各人的想法差异很大,无法进一步讨论总结文章抓什么主要问题,基本观点是什么。于是,改为由两位同志按各自的想法分头写作。但写出的稿子,大家看后认为,主要问题不清楚也缺乏分析,没有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最后,关志豪同志提出,我有责任使这个讨论善始善终,由我来写总结,陈汉涛参加;但他对总结该如何写没说什么意见。
我们花了一个月,完成了文稿。题目定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必然(后改为“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这场讨论的发起由来、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做出解释。
20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有这样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时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们把内在的深刻原因主要归纳为三条:一是一代青年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思,要求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清理过去的人生信条,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诸多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青年们感到原有的简单的、水晶般的人生观解答不了复杂问题,因而要求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观念及其同旧有做法和观念的冲突,要求人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判旧有的种种价值观念(包括人生观)——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做新的理解… 重建科学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观,是一代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中国青年》经过大量调查、深入研究,决心开展这场讨论,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必然和需要。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充分肯定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
再一个是关于“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首先,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其次,“公”与“私”又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正由于“公”与“私”既统一又矛盾,所以“主观为自我”与“客观为别人(社会)”之间也是既统一又矛盾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这个命题具有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关键在于“一定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回答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实社会的问题。须要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但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我们的社会还有黑暗,但光明面毕竟占主导地位。经历过祖国沧桑的人,会公正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祖国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中站起来了。我们确信,历史的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而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找到前进的路标;对人生意义的真切理解,还须要投身于创造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同志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同志、理论局局长洪禹同志约请了邢贲思、汝信、顾锦屏、王贵秀和严家其五位专家,与我和陈汉涛共同讨论。王意德同志和专家们都明确说,专家的意见仅供参考,接受什么、如何修改,还是你们作者酌定。从2月23号至25号。讨论三天。我们先介绍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基本情况,陈述了我们写作总结的思路和思考。专家们对此十分感兴趣,因此介绍和陈述占了很多时间。然后大家对文稿各抒己见。专家们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只是有的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如对于社会不正之风的批判措词应缓和一些,又如对于认识上存在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是否不宜多引和展开阐述。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进行了一些争论。我和陈汉涛也谈了对这些意见的看法。26号,我俩认真修改并打印,花了一天时间,主要是删去一些关于不正之风的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争议的语句。27号上午把修改稿送交王惠德同志。28号下午,王惠德同志即阅毕退回。
随后,团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样同志肯定了稿子,但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生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 ”,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语。我们按此意思在文稿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段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以10页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
总结文章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致函编辑部。他们说:《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是对‘人生意义’问题讨论的一篇公正的答卷”;“受到很大震动,泪水夺眶而出”;“真是雪中送炭,忍不住成段地摘抄下来”;“我决不让‘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灵创伤继续‘留’下去,要同亿万青年一道开拓人生的道路 ”….
《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总结文章,《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摘要。
从1980年5月开始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以1981年3月第6期《中国青年》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为标志,宣告结束。以后,《中国青年》上还发表过什么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那已经不属于这个讨论本身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我因主持这个讨论而受到严厉批评,要我作检查,说“潘晓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宣扬个人主义。我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拒绝检查。随后,就调离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嗣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对“潘晓讨论”的批判和检讨。
尽管我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和很大的压力,可我对于主持“潘晓讨论”从不后悔,我毕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很多教益。
(作者是中国妇女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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