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一位“右派”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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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五梅 于 2015-01-19 11:48:2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630 次 (1155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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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命运要从1949年11月重庆“天翻地覆”开始说起。在这以前，外公担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的襄理。银行被接管后，来了一位知识分子出身、通情达理的“军代表”。外公向他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即抗战期间，被派到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受训，这是当时所有国家机关中层干部都要接受的。“中训团”结业时，集体加入国民党。后来回到银行后，没有再去参加活动，就此脱离了关系。“军代表”说，抗战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只算“历史问题”，不是“历史反革命”。

外公作为重庆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被留用，但却降职降薪，可是外公并没有怨言。由于他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又有著作，在重庆银行界很有名气，有好几家私人银行以高薪高位延聘外公。他却因为爱国，宁愿留在中国银行“为国家服务”，不为名利所动。然而，他在中行工作20年，自以为都是在为国效劳，对被说成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感到困惑，但是这并不防碍他真心实意地拥抱新社会。后来中国银行总行调他去北京的国外局工作，外公因为英语好很快成为那里的业务骨干，尤其热心地培训年轻的员工。

但是外公“历史问题”的阴影，在“三反”中又使他蒙冤，为此总行不许他参加工会。1955年“五反”结束时，外公被告知，他的历史问题已查清楚，因为他早就作了交代，不是“历史反革命”。总行还给他作了“历史清楚”的结论，准许参加工会，外公这才放下思想包袱。

可是好景不长，在1957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时期，由于外公的书法好，单位的年轻人给领导提意见时，常请以助人为乐的外公帮着抄写大字报。除此之外，外公也只是对于“三反”蒙冤略有微词，提到了在“三反”冤案中自杀的妹夫。“反右”开始后，外公并没有受到批判，只是被指为“思想走火”。在1958年反右“补课”（反右扩大化）时，外公被划为右派。因为他年纪大，没有被送去劳改，给他的处分是“开除公职，自谋出路”。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在中国银行服务28年，如今被一脚踢出，心中无限酸楚”。母亲回信表示，他只需在家休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经济上我父母完全可以支持他。外公国学根底深厚，除了对昆曲感兴趣之外，还爱好文史，文采极佳，一直打算在退休后研究文史。但外公坚持要到街道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以求摘掉“右派”的帽子。

外公就这样在街道干起了废品回收的工作。然而，外公政治思想单纯，真认为自己有罪，在人面前抬不起头，终日闷闷不乐，寡言少语。母亲说外公原本是很风趣幽默的，但我见到他时他已划右，看不到他风趣的一面了[1]。外公日思月想的就是“摘帽”。为了“赎罪”，在小区停止废品收购、只安排他扫街后，他竟然觉得对自己的“惩罚”不够，每天义务地提着水桶，给小区每个单元擦大门。后来居委会和民警看他自己擦单元大门，意识到他“摘帽”心切，主动做了给他“摘帽”的决定，但报到区委却如石沉大海；居委会催问了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外婆到区委上访，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没有对街道“右派”的政策，没法处理。

1965年有传言，“四清”运动后会对“五类分子”进行甄别，表现好的给予“摘帽”。外公听到后稍展愁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想不到等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来势凶猛，令已经背着沉重思想负担的外公惊恐万状。红卫兵规定“黑五类”必须在衣服上缝个布条标明身份（与纳粹时期让犹太人衣服上缝上“大卫之星”的黄布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缝上布条随时都会挨打，而不缝布条，被查出来则会被整得更厉害。外公每天都要出去扫街倒垃圾，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外婆想出一个主意，即把布条缝在外衣上，外公不穿外衣，而是把外衣搭在手推车上，遮住布条，这样可免于挨打；万一被查出来，又没有违反规定。

后来局势的发展，更让人胆战心惊。如洪水猛兽的红卫兵天天对“黑五类”发“最后通牒”，要“‘黑五类’全家滚出北京，回原籍劳动”。风声越来越紧，让外公惊惧不已，特别是担心连累外婆。外公问母亲，这样下去前途如何？母亲当时也心慌了，拿不出办法，只说再看看吧。外婆悄悄地去问民警：“老家已没人了怎么办？”民警又去问了附近中学的红卫兵，红卫兵说“那就要驱逐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外婆和母亲十分担忧，外公已经64岁了，还有脑血管硬化病，如何承受得了？

终于有一天，永安西里小区有个人被揪斗，还有一妇女自杀，外公感到大火已烧到家门口了！他整天眉头紧锁，神情凄惶，沉默不语，开始检查自己写的诗文，挑出一些撕碎烧毁。还说老看到他妹夫（在“三反” 冤案中自杀）的影子。也许他悄悄地给自己找到了“出路”，一条不归之路！

1966年8月25日下午，母亲单位领导对她说：“你家出事了，你父亲自杀，快回家吧！”母亲急忙赶到永安里外公外婆的家，只见外公已僵卧在床上，外婆披头散发，反复地说：“他死了！他死了！”民警、居委会干部和邻居都在，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民警说“时间不早了，明天再与火葬场联系，今晚你们就守着他吧”。母亲先赶回西城的家里安顿好我和哥哥的晚饭，又吩咐我们自己睡觉，然后赶回永安里。

待外人散尽，外婆告诉母亲，当天下午两点多，居委会召集居民开会，外公说他不敢去，让外婆一人去，就趁家中无人时自缢身亡！晚上母亲和外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外公擦洗换衣。之后外婆给外公磕了三个头，母亲三鞠躬，算是送别了外公。

次日一早，民警找来了火葬场的人。他们拿来一副担架，态度如狼似虎，丝毫不尊重死者，更不顾及家属的感情，粗暴地将外公往担架上扔。这时外婆突然大喊：“鞋子，鞋子！”原来她们昨夜找出了一双新鞋，还未来得及给外公换上。火葬场的人却说：“这种人，还换什么鞋？”还说外公是“畏罪自杀”。母亲忍受着屈辱和悲痛，问怎样领取骨灰，他们说：

“这种人，还取什么骨灰！知道吗，也不许悼念。”

外婆和母亲跟着他们到了楼外，看着他们粗鲁地将外公装进火葬场的卡车。这时卡车四周已经围满了小区居民，大家默默地看着卡车绝尘而去。

外婆不能再住在永安里了，感情上受不了，最害怕的还是红卫兵来冲击，母亲让外婆搬到我们在西城区的家。外婆只整理出一些简单的物品，装在一个皮包里，走时外婆请民警检查皮包，民警挥挥手表示不必了，又说他会把外公外婆的家封上。因为害怕连累我们，外婆有意没有留下我们在西城的地址。母女俩就这样带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永安里。走进我们四合院的大门时，还要强装着笑脸[1]。最没想到的是，外公外婆的家也从此消失。

大约一个多月后，外婆悄悄地回到旧居去查看，并坚持不让母亲陪同。她回来时只拿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外公的旧棉鞋。原来，在母亲和外婆离开后，还没等民警报告，红卫兵已闻讯赶来，把家里查抄一空，连锅碗瓢盆都没剩下，只丢下这双旧棉鞋。外婆外公历经战乱、搬迁苦心地保存下来的家书、照片、文物、字画、和昆曲折子，都没有了踪影。

长期以来，外公之死是我们心中的难以愈合的伤，一碰就疼，就流血。文革期间，虽然大人不说，我还是从各方面得知了一些细节。每当想起，就禁不住流泪，“外公老实忠厚，没招谁也没惹谁，怎么会落得只有死路一条？”童年时，我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眼泪，就抱着个镜子研究眼睛，想弄明白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怎样阻止流泪。我发现每只眼睛的下眼脸靠近鼻子处都有个小孔。我天真地以为，把小孔堵住，眼泪就没有了。这当然是徒劳的，因为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见过和认识外公的亲友们，也说这是他们心中难以愈合的伤。一位亲戚是这样写的：“五姨公（即我外公）是在8月25日绝命的，那正是红色恐怖肆虐的高峰时期。像五姨公那样纯美的心灵，如何能经得起这般凌辱？为了尊严他选择了弃命。记得我妈妈告诉我这一消息时的惊恐，也记得她告诉我红卫兵旋即抄光了他们的家。我无法想也不敢想这惨剧，只不断地忆起吹长箫的他，和坐在小凳上面前放着废品的他。”

1979年，母亲和外婆给外公写了申诉材料，中国银行总行派一位干部来到家里，为外公改正。当他得知外公辞世时的情形和其后舅舅的遭遇时，这位年轻人为我们这素不相识的一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时，我们才得知，为了凑5%的右派“指标”，外公是按“历史反革命”被划右的，就是早已作了结论的“历史问题”。几年后，外婆到永安里办事，遇到老邻居，得知街道上已为外公召开了平反大会，因为没有地址，没能找到亲属。后来北京文物局通知取抄家的文物，外婆前去找回了幸存的一小部分文物，包括《琅玕题名图》碎片[2]。在改正的同时，总行发给外公“安葬费”、“抚恤金”共 500多元；街道则陪偿了“抄家费”250元，算是对一条人命和一个受迫害家庭的经济补偿。

所有这些对于已逝去的外公来说，已经没有了意义。正如外婆所写：“可伤的是，人已物化，骨抛荒野，一切‘仁政’，斯人已不获身受矣！”

枫林愚公

就这一个5%，坑害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对没有亲身经历这种横祸的人来说，5%只是一个小数字。对于灾难降临的人家，下场就只有家破人亡。我的物理学先生花白的头发，呆滞的目光，消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有人说:别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不过坑了300多个儒。我一次就坑了30万，比他厉害。原话记不清了，意思不会错。看过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红头文件的人都可能记得这些词句。

字一行

像这样的例子，文革时比比皆是。但人问题非常健忘的，在太阳的阴影中有着多少的黑暗。

花草迷

毛的时代，一句玩笑话就能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后就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子女及亲属都会受牵连。右派还有摘帽的机会，并且不遗传，而且被平反了。

最冤是地富，代代继承，永无翻身之日，并且至今政府从来没给平反或承认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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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个5%，坑害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对没有亲身经历这种横祸的人来说，5%只是一个小数字。对于灾难降临的人家，下场就只有家破人亡。我的物理学先生花白的头发，呆滞的目光，消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有人说:别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不过坑了300多个儒。我一次就坑了30万，比他厉害。原话记不清了，意思不会错。看过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红头文件的人都可能记得这些词句。
枫林愚公 发表于 2015-1-20 01:24

我也记得，当时要求要传达到每一个人。
我前一阵子还在网上看到，也是那个狂人，甚至说过：我中国有几亿人，就算死掉一半，我还是世界大国。原话我也记不清了，意思是这样。想想吧，在他眼里，一下子死那么多人根本就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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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时代，一句玩笑话就能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后就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子女及亲属都会受牵连。右派还有摘帽的机会，并且不遗传，而且被平反了。

最冤是地富，代代继承，永无翻身之日，并且至今政府从来没给平反或承认任何错误。
花草迷 发表于 2015-1-20 12:34

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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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个5%，坑害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对没有亲身经历这种横祸的人来说，5%只是一个小数字。对于灾难降临的人家，下场就只有家破人亡。我的物理学先生花白的头发，呆滞的目光，消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有人说:别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不过坑了300多个儒。我一次就坑了30万，比他厉害。原话记不清了，意思不会错。看过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红头文件的人都可能记得这些词句。
枫林愚公 发表于 2015-1-20 01:24

您说得太好了。我的一位很近的亲戚，甚至应该说是家人，早年毕业于浙大土木工程系，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期间，都放弃了国民党政府的邀请，没有去政府机关工作，而是致力于教书，据说抗战期间学校也是很不安全的，碾转很多地方。解放时，定为一级教授，教务处长，后来又升为教务副校长，因为家庭出身高，平时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管。58年反右之前，校党委一再动员向党提意见，他一开始也一言不发，后来不提意见就老是没完没了地开会，无奈，想到了学校放假期间经党委同意调走了一个教师还是员工，因为没有通知他，以至于开学时安排的工作要赶紧调整，结果就说了一句，希望以后人事变动也能早点通知党外人士。反右开始，因为他没有别的言论，所以一开始还没事，但很快学校发现指标完不成了，加上有人觊觎他的位置，马上说他疯狂向党进攻，党委研究决定了的事要向他报备。结果一夜之间，从教务付校长沦为右派，那时再也没有人说你抗战期间坚持办学，经常在经济上支持共产党了。他本人很快患上了食道癌。不过总算有一点安慰的是在他还清醒的时候党委有人去医院说了你的问题还要重新甄别，尽管这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他病重期间，爱人整天在医院陪护，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小的5岁，说是老大在学校还是班长，每天中午回家后就打开煤球炉烧饭，烧好后安排弟弟妹妹吃饭，自己去医院送饭，回家路上还要买菜，到家又得带弟弟妹妹上学和幼儿园。因为精神长期压抑，他爱人得了脑瘤，有一年完全处于植物人状态。接着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因为父亲问题没有结论，三个孩子初中毕业就全部下放到农村和农场，家里就剩一个半痴呆的病人，拿着长期劳保工资。那时候，家里有知青的都知道，知青根本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可他家三个都在下面，真不知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只记得每次过年或他爱人住院，爸爸就要寄一点钱去。而且本来他的三个孩子学习都很好的，可因为都只有初中毕业，改革开放后想读书也来不及了。

了然于胸

那个在一帮马屁精、懦夫的纵容下成了疯子的法西斯，不提也罢。

lapine

讲起来，都没人信，可那的的确确是事实：

当年我爸的一位中学的女同学，就因她单位领导跟她说：我们单位还差一个右派名额。

那位女同学就傻乎乎地跟她领导说：那你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吧。她就这样成了右派。

当年我老妈就因给领导提了意见，结果成了“内控右派”，好在只是影响她个人：不能提干而已。

我妈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内控右派”，后来还是她的一位同学告诉她的，因为那位同学的先生在市委工作，知道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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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来，都没人信，可那的的确确是事实：

当年我爸的一位中学的女同学，就因她单位领导跟她说：我们单位还差一个右派名额。

那位女同学就傻乎乎地跟她领导说：那你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吧。她就这样成了右派。

当年我老妈就因给领导提了意见，结果成了“内控右派”，好在只是影响她个人：不能提干而已。

我妈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内控右派”，后来还是她的一位同学告诉她的，因为那位同学的先生在市委工作，知道内情。
lapine 发表于 2015-1-22 08:01

那个年代真的是想整谁，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了。
我昨晚还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康生的秘书组组长，就因为上面摊派的右派指标是12人，可他无论如何也排不出第12个人，结果就把自己排进去了。康生不是好人，可至少他这个秘书肯定是个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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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个5%，坑害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对没有亲身经历这种横祸的人来说，5%只是一个小数字。对于灾难降临的人家，下场就只有家破人亡。我的物理学先生花白的头发，呆滞的目光，消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有人说:别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不过坑了300多个儒。我一次就坑了30万，比他厉害。原话记不清了，意思不会错。看过林彪事件之后中央红头文件的人都可能记得这些词句。
枫林愚公 发表于 2015-1-20 01:24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有三个右派，全都妻离子散，其中一个也是教务副校长，文革期间被打到后来连碗都端不起来，据说在食堂买饭就用两个小手臂托着饭碗，脚也套不进鞋里，只能踩着鞋子一步一挪的走，后来看他实在不行了，送到医院第二天就死了，说是打摆子。据说死时头有正常人两个头那么大。因为老婆改嫁，家属不愿追究，也就补了点钱了事。在我印象当中这个人不苟言笑，所以也没觉得怎样，可爸爸说他也是个业务非常棒，对业务好的人非常爱护的人。另外两个右派，老婆都离婚了，一个也改嫁他人。一个因为日子实在难熬，写反标：”毛林不死，天下难平“，结果又入狱多年，因为牵涉到毛，结果最后结论是：“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但孩子参加中考本来已够录取分数线，因为父亲问题没被录取，所以也不愿认他的父亲了。
和那个不苟言笑的校长不同，这两个人每当在一群孩子中看到我时，我能感觉到他们两眼放光的一刹那，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有和我年龄差不多，住在同一个城市又不能见面的女儿的缘故吧，或许就是想听我叫一声叔叔吧。我只记得文革前看见他们和爸爸照面也都毫无顾忌地打招呼。后来文革开始有人说我不能喊他们叔叔，要喊右派。我就回家问爸爸，爸爸说：既不要喊他们右派，也不要喊他们叔叔，尽量离远点。不过因为他们要打扫整个学校大院，还是经常能碰到的，有时避不开，我就会走到跟前轻轻地喊一声：叔叔好，然后马上跑开。至今我也能记得他们当时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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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一帮马屁精、懦夫的纵容下成了疯子的法西斯，不提也罢。
了然于胸 发表于 2015-1-20 17:44

疯子法西斯的杀戮对象还都是外族人，而他所杀的确是他的同胞，还有那么多为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战友呢！

花草迷

疯子法西斯的杀戮对象还都是外族人，而他所杀的确是他的同胞，还有那么多为他出生入死大天下的战友呢！
designer/draft 发表于 2015-1-22 20:33

他杀人、整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老周知道，安慰他最管用的话是：大权还掌握在你手里。
他打击一小撮，拉拢大多数，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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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人、整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老周知道，安慰他最管用的话是：大权还掌握在你手里。
他打击一小撮，拉拢大多数，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
花草迷 发表于 2015-1-22 21:20

是啊，真正的狂人一个！

枫林愚公

回复 11# designer/draft
内部掌握的“反革命”、“右派”、“限制使用人员“等等名目繁多的”罪名“，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只要上了黑名单，一辈子翻不了身。我就知道一位高级工程师，日本最有名的一所大学毕业。他谢绝了他的导师的挽留回国，想为当时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国家的复兴效力。在镇反时大义灭亲，主动向领导反应说他的一个叔叔可能当过汉奸。哪里想到他的那个叔叔自1945年之后就一直下落不明，不知是死亡还是去了台湾。这样他的档案里就成了“限制使用”人员。每当他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应该获得嘉奖之时就会莫名其妙的被调离，被安排在一个更偏远，更无足轻重的地方。他还傻乎乎的认为自己的能力强，被派往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和他一起工作的庸才们都升职了。他还是刚解放时定下的月薪。直到文革档案被造反派公开，他才知道因为他向中国共产党交心，大义灭亲带来的后果竟然是档案里一个“反革命亲友下落不明，限制使用”的一个小条。那个小条既无承办人的签字，也无其他说明，甚至连日期都没有。但就是这么一个小条，毁了他一辈子。
文革之后，他的日本同学到大陆办事的时候来探望学长，有的是大学的院长，有的是研究所主任。他还是高级工程师，住在工厂分的一居室单元里。所有的会面都被安排在宾馆，并被“劝说”不要邀请或答应日本人到家里，不要谈自己的经历。请日本同学的宴会都是国家安排的，他根本请不起他的同学們吃一顿饭。